关于哲学与宗教思想，主要搜集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李瑞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89年10月13日）、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5月8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5月8日）、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1月5日）；学者陶德荣：《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综述》（1979）、任继愈：《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1979）、章树榕 黄见德：《对目前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意见》（1980）、戚若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客观事物》（1981）、吴雄丞：《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评〈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一文》（1981）、谷方 冉隆清：《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举行第二次夏季学术讨论会》（1981）、包遵信：《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1981）、汪子嵩：《亚里士多德论哲学和哲学的对象》（1983）、舒英：《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立及其在哲学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1983）、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1983）、汤一介：《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1983）、周继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1983）、邓维亮：《哲学应用的特点》（1984）、赵吉惠：《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1984）、罗彦：《马克思科学宗教观的形成及其与以前宗教观的根本区别》（1984）、李锦全：《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1984）、李鸿军：《评价现行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谈对哲学体系改革的一些看法》（1985）、邸建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新进展》（1986）、金吾伦：《〈知识论〉和当代科学哲学》（1986）、李德顺：《知识论、认识论与全面的反映论》（1986）、舒炜光：《客观主义知识论》（1986）、石倬英：《试论知识范畴的二重性》（1986）、黄德良：《“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述评》（1987）、曹玉文：《也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1987）、郭海波：《就宗教本质问题与赵复三同志商榷》（1987）、吕大吉：《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思考》（1987）、陈章亮：《时代精神、哲学和科学方法论》（1987）、陈晏清：《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改造哲学体系》（1988）、夏甄陶 欧阳康：《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初步构想》（1988）、欧阳康：《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新形态——哲学体系改革研讨会纪要》（1988）、陈先达：《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几点想法》（1988）、俞吾金：《超越知识论——论西方哲学主导精神的根本转向》（1989）、马弘：《近代知识论哲学批判》（1990）、郭安：《论时代精神和哲学的命运》（1991）、杨昌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1992）、何梓焜：《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中的三个形态》（1992）、马良、朱晓明：《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轨迹探寻》（1992）、柏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是毛泽东同志提炼的——兼与宋伯勤同志商榷》（1992）等。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

关于经济社会思想，主要搜集了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1985年6月29日）、《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7年6月9日）、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1979年3月8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李鹏：《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3月25日）、李鹏：《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1990年3月20日）、李鹏：《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说明》（1990年12月25日）、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物价管理 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1988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八九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1989年3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十三届五中全会1989年11月9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学者刘国光 赵人伟：《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许宗望：《谈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1979）、张元奎：《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几个问题的认识》（1980）、赵国良：《扩大企业自主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几个争论问题的看法》（1980）、方晓丘：《我国试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及其基本特点》（1981）、何佳声：《试论我国设置经济特区的主要原则》（1982）、张汉青：《我国试办经济特区问题初探》（1982）、黄振奇：《对国营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几个问题的探讨》（1982）、芜湖市经济学会：《关于“傻子瓜子”的讨论——涉及个体经济冒尖户的一些问题》（1982）、于光远：《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认识》（1982）、潘英丽：《科尔奈〈短缺经济学〉述评》（1985）、陈意华：《近几年来理论界关于企业自主权的讨论概况》（1986）、丁立凡：《略谈简政放权与搞活企业》（1986）、李义祥：《“有计划的市场调节”质疑——与宋养琰同志商榷》（1986）、靳平戴国庆：《短缺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6）、胡进祥：《承包经营与租赁经营的比较》（1987）、晓亮：《关于租赁经营的几个理论问题》（1987）、李克华：《承包经营与租赁经营的比较研究》（1987）、包汉雄：《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金收益和私人雇工的非剥削性质》（1987）、李国荣 袁建民：《关于现阶段私人经济问题研究观点综述》（1987）、金庭柏：《从“傻子瓜子”看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1987）、刘国光：《中国价格改革的若干问题》（1987）、刘晓东：《短缺经济学讨论会简述》（1987）、陆建人：《短缺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与启发》（1987）、胡汝银：《短缺归因论》（1987）、肖刚：《全民所有制实行租赁经营会不会引起所有制性质的变化》（1988）、林新康：《租赁承包经营责任制与深化企业改革》（1988）、吴江：《现阶段私人经济雇工性质问题探讨》（1988）、陈鸿魁：《私人经济不一定产生剥削吗？——与万浩同志商榷》（1988）、李绪蔼：《对私营经济与剥削问题的一点认识》（1988）、贾益东：《关于剥削问题的思考》（1988）、钱寿宏 王谷：《雇工八人不是认定私营企业的标准》（1988）、姜作培：《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之我见》（1988）、夏艺：《私营经济是不完整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程民选同志商榷》（1988）、蒋宏光 潘跃建：《“双轨制”价格必须改革》（1988）、韩文秀 刘晓东：《科尔内〈短缺经济学〉和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1988）、于海涛：《“短缺”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1988）、李一文：《关于剥削的含义和作用问题——和吴凤翔、许元旦同志商榷》（1989）、秦少相：《关于私营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1989）、罗河：《关于我国现阶段私人经济的几个问题》（1989）、忻文 杜荷：《放权改革不断面临的挑战及其实证分析》（1989）、魏杰：《十年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讨论评述》（1990）、马宾：《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90）、张平安：《计划与市场关系中的几个理论观点分析》（1990）、李君能：《有关剥削问题的理论观点综述》（1990）、王仰：《关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讨论综述》（1990）、曹长庆：《“双轨制”价格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990）、关盛宏：《关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的研究》（1990）、李义平：《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争论及其启示》（1991）、杨圣明：《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地位与命运》（1991）、周永：《略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形成与消亡》（1991）、成磊：《关于我国私营经济剥削问题的几点认识》（1991）、流波：《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1991）、姜宁：《短缺——经济现象及本质的分析——兼评樊纲、胡汝银短缺归因之争》（1992）、吕时达 赛晓序：《我国私营经济的性质及其两重作用》（1992）、牛江涛：《计划与市场：几组逻辑关系的深层思考》（1992）、方生：《不利用资本主义就造不成社会主义“香港”——深圳经济特区利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经验》（1992）、杨焕章：《“姓社姓资问题”的方法论意义》（1992）、《不要被“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所束缚》（1992）、罗昭义：《对判断姓“资”姓“社”标准的理论认识》（1992）、蔡衍振：《特区姓“社”不姓“资”》（1992）、《邓小平同志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谈话详情》（1992）、郭盛贵：《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1992）等。这些文献大体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关于史学思想，主要搜集了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学者刘文著、杨生运：《五四运动及科学与民主》（1979）、冯展信：《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1979）、李泽厚：《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1979）、谢世荣：《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几个问题的探讨》（1980）、武占成：《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1981）、王怀玉：《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1981）钟珍维 卢翠兰：《略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1981）、阎肃：《试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1981）、郭德宏 牛欣芳：《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1981）、吴伟良：《学习邓小平同志论毛泽东思想》（1981）、石仲泉：《评价伟大历史人物的光辉典范——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李凤梧：《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家犯错误》（1981）、高风：《科学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学习〈邓小平文选〉》（1983）、胡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1983）、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1984）、李宁 冯崇义：《建国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1984）、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4）、谢本书：《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历史发展的主线》（1984）、洪万辰 胡华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1984）、李成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国三十五年来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若干体会》（1984）、王光：《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84）、张小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概况》（1985）、曾景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1985）、乔毅民：《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述》（1985）、张衡：《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1985）、王廷科（整理）：《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史学会学术讨论会综述》（1986）、陈廷湘：《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综述》（1986）、王维礼 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1986）、王笛：《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与中国近代化进程》（1986）、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研究述评》（1986）、姜鲁鸣：《论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1986）、刘庭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987）、王汝丰：《抗日战争的起点——卢沟桥事变》（1987）、郭晓合：《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1987）、包汉中：《试论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在历史上的地位》（1988）、罗宝轩：《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问题综述》（1988）、《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1988）、左文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已有的“定论”需要作出新的解释——答谢本书同志》（1988）、宾长初：《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兼与杜经国同志商榷》（1988）、周广远：《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西方学者一些观点的评介》（1988）、吴士英：《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种观点》（1988）、黄如桐：《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88）、雷广臻：《中国近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因——驳“侵略有功”论》（1988）、李仕诏：《关于人民公社的历史反思》（1988）、翟作君 朱敏彦：《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综述》（1988）、刘雪明：《“大跃进”起因新探》（1988）、张凤翔：《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进步潮流之辨》（1989）、陈国权：《过渡时期总路线评价当中的几种不同意见》（1989）、贾廷余：《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探讨综述》（1989）、林华国：《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意见分歧》（1989）、张静如 姜秀花：《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89）、王人东：《“大跃进”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90）、李云鹏：《从深圳十年建设成就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1990）、华珍：《湖南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综述》（1990）、辰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1990）、王顺生：《“帝国主义侵略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1991）、王桧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1991）、李申：《全国第五届毛泽东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1991）、俞茂林 陈鼎元：《“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探析》（1991）、龚赛红：《1991年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综述》（1991）、杨企玉：《试论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探索和发展》（1991）、李平海：《毛泽东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曲折历程》（1991）、郝玉屏：《巨大的贡献 光辉的典范——邓小平对确立毛泽东思想体系和评价毛泽东的论述》（1991）、汪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的两重性及其教训》（1991）、王正烈：《中国共产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92）、李官生：《湖南湘潭毛泽东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1992）、师吉金：《也谈1957年后的个人崇拜问题——兼与肖东波同志商榷》（1992）、世臣：《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1992）、李大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1992）、杨三省：《十四年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1992）、郭德宏 孟庆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与教训》（1992）等。这些文献资料内容丰富，思想碰撞激烈，迸发出智慧的灵光，在思想意识领域折射出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