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前，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报告和发言中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持保留意见，体现在《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中。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4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评价坚持二分法，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并阐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发表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1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总结了五条基本经验，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克服错误的办法，提出要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这澄清了是非，一定程度上弥补赫鲁晓夫的失误，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本节的史料还散见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年谱，以及亲历者的回忆辑录。背景资料可参考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及《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为起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分别听取国务院所属各部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有关于经济方面各种关系的讨论。在1956年2月至1956年4月43天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也听取国务院各部门^[1]的工作汇报，参加听汇报的有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参加。《论十大关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巨大勇气和智慧。“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2]4月28日，毛泽东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提出“双百”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有所补充。下午讨论结束时作结论。他提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并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面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所论的十大关系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3]《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端。除了《论十大关系》文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刘少奇的有关谈话，还收录了《论十大关系》的介绍、阐释、宣传过程中的思想史料，及反映毛泽东本人关于该文的意见的文献。《论十大关系》酝酿过程中的思想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有具体体现。

苏共二十大引发了思想解放，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中共八大展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探索的成果：在八大政治报告及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析，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政治方面，政治报告及决议从原则上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思想，今后时期国家在加强民主与法制方面的任务和在镇压反革命残余的工作中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划分问题，以及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问题；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等。经济方面，周恩来的报告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经验；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李富春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建议，即凡列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分成指令性、可以调整、参考性的三类；薄一波中讲到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等等。八大“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2]为了完成这个建设任务，我们所要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是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本节主要收录的是八大文件、八大发言及决议等文献。此外，还收录了相关对八大精神的阐释及纪念八大的代表性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营工厂管理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关于处理胡风以及《论十大关系》中，提到过人民内部存在矛盾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1]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国内一些农村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一些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执政党需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8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代表团时谈国内矛盾问题。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一次会议上提出，应当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以及正确处理不同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方针。3月，毛泽东在经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四地时沿途讲话进一步阐述。中共中央发布了文件。4月27日，刘少奇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乌兰夫、邓子恢、李德全、邓初民等结合实际工作进行阐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多次发布社论。1957年开始的党的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毛泽东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国其他主要报纸转载。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文章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欧洲、亚洲等其他许多国家的重要报纸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消息或内容摘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张闻天在1961年、1964年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一书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中对此有进一步探讨。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后，探索改进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到了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表明了要给工厂一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和让地方办更多事情的想法。6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央集权和企业、地方“分权”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企业中应建立以党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1956年5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体制工作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国体制会议，对如何改进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陈云提出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1957年1月，中央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着手研究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同年9月24日，陈云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会后，陈云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约规定（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归纳起来内容包括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调整、搞活经济；适当扩大地方、企业权力；改进国营企业管理体制；调整产、购、销关系，改进商业管理体制；调整集体经济内部关系、改进农业生产管理的主张。

为了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人士对党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但是，极少数人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发表大量违背宪法的言论。这导致党把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击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欢迎；右派分子实质是把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人民所不容许的。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7月，毛泽东撰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阐述了反右派斗争的基本观点。反击右派是必要的，但结果被严重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伤害了许多爱国的、有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反右派斗争在理论上的严重后果，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判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为以后“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打开了闸门。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和毛泽东也提出许多深刻观点。如“六又”政治局面的目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根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等。本章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登资料。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就表达了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强烈愿望。因此，对于1956年夏至1957年春开展的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不赞成，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毛泽东看来，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是“右倾”，是“方针性错误”，是“非马克思主义”等等，导致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不正常气氛变得越来越浓厚，“左”倾思想迅速膨胀，偏离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正确轨道。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完成了大跃进的发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产生了消极的后果。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兴起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开始出现突破现有农业合作社规模，要求通过并社解决统一规划和集中劳动力、物资、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客观上推动了一些地方出现小社并大社的现象。但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并社却演变成为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的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顾客观条件的急于过渡和“共产风”成为急于求成思想的典型表现。

1958年9月、10月，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大跃进”高潮阶段，以“高指标”、“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严重泛滥。作为“大跃进”运动主要发动者的毛泽东却最先冷静下来，于10月中旬至下旬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番调查，发现了不少的问题。从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开始不断向党的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着手纠正“共产风”等一些“左”的错误。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在继续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在粮食和钢铁生产指标上要“压缩空气”。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反对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否定按劳分配；批评在经济建设中的浮夸作风；确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2700万吨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由501亿元降为360亿元。这几次会议对于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反思“左”的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宝贵思想。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违背经济规律搞建设，造成了我国经济全面紧张，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错误，调整政策。随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调整农村政策，改善企业管理；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也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调整政策。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后，进一步分析形势与存在问题，作出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的决策。同时，调整党内和人民内部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调整科学教育和文艺政策，广泛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1962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从1963年至1965年，继续坚持贯彻八字方针，推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思想和政策，涉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许多带有规律性问题的认识，比如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益的探索。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肯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在革命和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正确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些地区开展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城市“五反”和农村社教问题。1963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文件引用毛泽东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同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十条”，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总结“桃园经验”和“小站夺权”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主持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间，张闻天先后在1961年、1964年呼吁“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可惜没有被中共中央接纳。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邓小平、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及国家重要报刊等资料。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多次提出批评。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震动很大。电影、戏剧、小说等领域，都出现过火的批判运动，并很快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在哲学领域，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宣称“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批判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在史学领域，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在经济学领域，批判孙冶方的“价格论”和“利润挂帅”。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本节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资料。

新中国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关于民主与专政的思想，周恩来、张闻天、吴黎平等进行了专门阐释。1961年，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阐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首先是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二是重视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办社、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办法，吸引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鼓励“两参一改三结合”，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团结和教育；三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给地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四是完善坚持民主集中制。“七千人大会”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刘少奇代表中央的书面报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毛泽东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了民主问题。“七千人大会”还强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精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建立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了解下情、人民的呼声，对制定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重要思想没有得到充分践行。

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尊重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巩固和扩大的必要条件”^[1]。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1956年9月，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八大决议要求对民族资产阶级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同时，毛泽东要求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学技术、学管理。对民主党派，他提出了“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2]的口号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决议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推动它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原则。八大邀请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列席会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也纷纷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意愿。反右运动后，统战工作贯彻“驰”的方针（1958年7月16日彭真在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的），进行调整，团结了爱国的人们。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政协工作及如何发展统一战线的理论有系统的阐释。本节主要收录反映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思想和会议的文件及相关领导人讲话，民主党派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认识的文献资料。黄炎培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的巩固和发展》等文章中谈到对统一战线的认识。

中共八大提出健全人民民主法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加强法制，健全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秩序；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法治思想的核心。本节收录的文献重点在两个方面或者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法治建设的思想成果。董必武的大会发言，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都阐释了进一步加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并对立法工作提出的任务。在此前后，以董必武、罗瑞卿、张志让、李琪为代表的一批法律界负责人总结党领导法治建设的经验，并结合当时法治建设（有关劳动教养、信访、制定刑法）工作及实际发生的问题，阐释了党的立法指导原则、法治思想和司法干部的法律素养要求的内容法制。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提出运用法律处理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的思想，董必武就正确区分两类矛盾与审判工作、刘少奇就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习仲勋就信访工作进行阐释，史良介绍苏联司法建设的经验，反映了党和国家法治思想的进展。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不需要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1959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会议撤销了司法部。此后，一直强调人治，忽视法治。二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关于法律、法律科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讨论，以及之后法律界的代表性文章，史良介绍苏联司法建设的经验。收录董必武的文献最多，收集王珉、张志让、李琪、张友渔、张景明、芮沐、程筱鹤、张鑫等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文章。拨乱反正初期，高级人民法院、公安部理论学习组等批判反思文章，学界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议和讨论，以及1978年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法制的内容、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法律界关于宪法精神的阐释等，暂未收录。

实现祖国统一是新中国的战略思想。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台方针。这一时期经历了从1955年最早提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到提出“一纲四目”政策的过程，这是后来形成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先声。早在1955年5月，周恩来同志就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1月29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在修改八大报告是，毛泽东认为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1958年10月，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及《国防部命令》《再告台湾同胞书》《再告台湾同胞书》等文稿，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建议进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的设想。1963年，周恩来同志把这一系列对台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具体阐述了台湾回归后的一系列政治安排。1974年，复出后的邓小平重申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本节史料主要来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谈话、报告，国务院、国防部的声明，《人民日报》社论。

这一时期正是中共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时期，召开人大会议和民族工作座谈会（1957、1962），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及乌兰夫等民族地区负责人反复阐释这一政策，总结内蒙古自治区10年实践经验，筹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讨论，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还强调反对两种民族主义，讨论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等问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现代工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一切改革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鉴于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长期性，要长期坚持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民族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发展繁荣。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同他们的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要认真地反复地同他们协商，取得他们真正的同意而不是勉强的同意。如果他们没有真正表示要改革，就决不要勉强进行。二是把上层安排好。即在不降低上层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原则下，把所有僧侣贵族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经过协商，做出适当安排。中央于1956年9月提出六年不改，六年之后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是否改革。西藏地方政府从既得利益出发，反对改革，并提出“西藏独立“口号”。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叛乱，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方针政策，既维护了祖国统一，又在平叛中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民主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本节收录毛泽东与西藏宗教领袖往来信函、西藏工委与中共中央往来电、毛泽东、周恩来讲话，中共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等。资料来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5.5）》《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等。

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建立党和培养党的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问题”，“对少数民族干部中的优秀分子应大胆地提拔到各级各种领导工作的岗位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需要，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同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要求，“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权利，必须切实注意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1957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没有人实施”。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心下，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在全国开展起来，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逐步成长，从而为密切党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疏通和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信任，打开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26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布的《民兵政治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注意培养一批做民兵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比较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论述，纠正了斯大林的“完全适合”的片面观点。毛泽东的论述引发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涉及生产力的性质、结构和动力，生产关系的内涵和两重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问题。

1954年6月，我国公布了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普查结果表明，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增长迅猛，这引起了国内对于人口问题的重视。马寅初率先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议，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关切，学术界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很快热烈起来。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应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艺术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讨论。但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马寅初等许多人口学家及其理论遭到批判，马寅初于1960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人口理论研究成为禁区。从1971年开始，我国开始通过行政手段对人口进行控制，但是人口理论依然绝少有人研究。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人口理论研究才再次兴起。

国民的经济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十分重视，这推动学术界开始了对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主要特点是介绍和研究苏联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实践经验。1958年之后，主要围绕速度与平衡的关系展开讨论。主流的观点是强调综合平衡要服从高速度的要求，要在高速度中求平衡；强调“以钢为纲”是体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具体化。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真正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受到批判，综合平衡思想研究被压抑。到了60年代初期，随着对国民经济的调整，综合平衡问题再度得到中央重视，相关理论研究也再度兴起。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扭转，这时的研究还不可能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进行反思，其主要研究内容局限于综合平衡的概念问题、研究对象问题，以及以什么为主体等问题。十年“文革”期间，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直到1978年底1979年初，随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的提出，综合平衡才又一次得到重视，相关理论研究再一次兴起。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约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比较多的讨论，发表了众多的文章和许多的专著。讨论中，主要涉及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产品交换、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前途和命运、什么是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如何发挥作用、价值规律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等问题。“文革”期间，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出现了理论上的倒退。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探讨再次热烈起来，为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

物质利益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是我国经济理论界讨论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以及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都出现了“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倾向。这些问题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利益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下一些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公共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关心劳动者个人利益与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物质利益原则与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要不要搞按劳分配、如何搞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

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探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律与特点，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运动和“以钢为纲”的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全面紧张的局面，最后不得不降低速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界掀起了再生产问题的大讨论，以总结“大跃进”运动中忽略客观经济规律的经验教训。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扩大再生产的类型、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关系、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问题。讨论中提出了计划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注意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的等等观点，深化了对于再生产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

革命时期需要知识分子，建设时期更需要知识分子。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共中央提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前后，基本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7年到1966年十年间，党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是符合实际的。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少数人不那么欢迎社会主义制度，对新社会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还是爱国的。对国家抱敌对态度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对于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团结他们，使他们对祖国有所贡献。

从世界观上来看，知识分子队伍中熟悉马克思主义、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赞成但是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虽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立场、观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的阶级感情、生活习惯还是旧的，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能改变。还有很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敌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世界观根深蒂固；他们要进行改造是很困难的。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放松自己的改造。不仅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需要改造，使自己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需要不断改造，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客观世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途径，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活学活用，学到手，学到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要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同他们一起生活和斗争，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推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化。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也存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错误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特别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严重偏差。

本节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等资料。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际，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文艺事业和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同时也引起国内外的若干质疑。针对各种疑问，党和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基本内涵、主旨功能、适应范围、运用方法等问题，做出比较详细的论述。1957年反右斗争对“双百”方针造成损害。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对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政策作出调整，试图恢复“双百”方针。“古今中外”问题，是党领导文化革命和建设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章中，提出吸收中国船文化和西方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文化。1958年，针对思想界存在的厚古薄今问题，党提出“厚今薄古”方针，目的是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为现代化建设服务。1958年4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要求要正确解决“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问题，推陈出新，使“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大力发扬民族民间的文艺形式；并把这个方针作为文化工作的基本经验。1958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决不是厚古薄今”，而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推陈出新”。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将中央音乐学院陈莲的信批给陆定一，并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本节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等资料。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编制《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提出的《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个科学规划文件包括《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四个附件。1958年，中央科学小组、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检查十二年科学规划进行的情况，并向中央提交报告。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是关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个中长期规划。1958年，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的号召。1960年，开展大规模的技术革命运动。各地总结技术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共中央批转各地报告。技术革命和技术革命运动，产生了代表性重要成果，也带来深刻教训，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上重要的事件。农业科学技术，是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的重要方面。1959年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总结了1959年农业科学战线上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对全国1960年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建议性的安排，对院属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做出具体部署。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1963年，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三大革命运动之一。此后，召开多次诸如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等会议。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资料。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教育事业落后于经济建设的状况也愈加明显。为了使教育水平适应于经济建设的需求，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了扫盲运动。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生产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为了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国家办学、群众办学和勤工俭学的教育形式逐渐形成，开始推广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方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成为当时指导教育发展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出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一时期，关于学制和教育质量、教师水平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教师不仅要提高业务水平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进行职业教育。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党和国家倡导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6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措施。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信林彪等人，肯定国家工业各个部门提议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的做法，赞成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做政治工作。工业战线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了大庆精神。大庆会战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九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一个好作风；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认真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大寨是农业战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典型。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莎荫、范银怀采写的报道《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学大寨运动逐步开展。毛泽东在听取山西省委的介绍时，赞赏和肯定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部长廖鲁言带队到大寨蹲点调查，总结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并总结了大寨精神，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普通党员中，涌现出雷锋这样的时代楷模，雷锋精神具有穿越时代的意义。在党的干部中，出现焦裕禄这样的先锋模范，是激励党员干部前进的时代丰碑。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等资料。

本节收录的文献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方面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1956年以后毛泽东认识论方面的文章以及李达《努力学习学以致用——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文；二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争论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艾恒武和林青山、项晴、姚永抗、潘庆斌、李振霞、张世英和艾思奇等人的相关文章，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一文虽然发表于1979年，但其初稿写于1975年，加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是由杨献珍所引起，而他本人由于在当时受到错误的批判，在争论过程中根本没有公开发声的机会，故也收录于此；三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艾思奇、伍思玄、张世英三人的文章；四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三人的文章；五是西方传统哲学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葛力、张世英、贺麟、汝信等人的文章；六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争论方面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周谷城、金岳霖、马特、马兵、马佩等人的文章。

1956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文艺报》第十二期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进行自我批判，对自己过去的唯心论美学思想进行清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来思考美学问题。《文艺报》加了编者按语，表明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批判朱光潜为代表的旧美学观点，更是为了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统领地位。以此为契机，1956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文艺报》十四、十五两期发表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12月底至次年1月初蔡仪的《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的《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青年学者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三篇旗帜鲜明、观点各异的文章先后发表，引起极大的轰动，不仅将“美学问题”推向了大众，引发举国关注，更为讨论营造了良好的气氛。这次美学大讨论从1956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本节只摘录了朱光潜、贺麟、蔡仪、李泽厚、黄药眠、吕荧、高尔泰、宗白华、敏泽、蒋孔阳等核心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的文章。

本节收录的文献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相关争论方面的文献，主要收录范文澜、王仲荤、金景芳、蔡美彪、尚钺等人的相关文章；二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雷宗海、吴泽、束世澄、田昌五等人的文章；三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郭沫若、翦伯赞、王昆仑、戚本禹、吴晗、尚钺等人的文章；四是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讨论的相关文献，主要收录尚钺、吴晗、翦伯赞、林甘泉等人的文章。本节收录的文献主要选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文史哲》《新史学通讯》《学术月刊》《江海学刊》等，这些报纸和期刊也是当时史学基本问题争鸣的重要阵地。

中共八大关注民生问题，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等问题受到重视。需要指出的是，1956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受经济建设发展水平影响，这期间，人们普遍关心的是狭义上的民生，主要是指为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而作出的努力。资料包括中共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和批示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安定、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疫病大幅减少等原因，使得人口快速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1957年上半年出现理论研讨的高潮。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通过实地调研，很快达成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共识，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毛泽东还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的规划、步骤和教育问题。中共中央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多次发出指示，控制人口的思想和政策也从节制生育发展为计划生育，从简单要求控制家庭孩子的数量发展为“晚、稀、少”的具体政策指导。同时，成立相关机构，依托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社会团体，结合移风易俗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医学界在积极倡导避孕、坚持避孕药具研究和改进的同时，从保护妇女身心健康、改变自然生育观念等方面，开展了对终止妊娠（人工流产）问题的医学和社会伦理的广泛讨论，提出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建议。人口问题的理论研讨中也有分歧，但绝大多数持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观点。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工作、特别是讨论中提出恢复社会学科的主张在反右派运动后遭到批判而中断。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生育观念，及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国防工业体系是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提出必须大力进行国防工业的建设。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的国家建设的总方针，提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设想，其中就包括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内容。50年代末60年代初，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强调，并被确定为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总目标。在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国防建设的目标，就必须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提出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减少军费支出，集中更多资金加强经济建设以便给国防建设打下强固的基础等思想观点。在谋划国防工业建设的过程中，发展尖端国防科技也愈来愈受到重视。1960年2月，军委扩大会议把大力加强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规定为当年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任务，争取在三年内突破尖端技术这一关，八年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同年10月，贺龙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的指导方针：“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突破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以及无线电电子科学，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63年2月28日，军委就国防工业建设问题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国防工业建设的总任务和长远奋斗目标是：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打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领导部门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国防工业和尖端科技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到1964年导弹工业部（七机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基本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标志着我国已取得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辉煌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步伐大大加快。毛泽东提出要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但在随后的军队建设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尤其是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大跃进”在军队的波及，军队正规化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这个时期，由于冷战环境下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军队建设与教育训练工作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在后来的备战中得以增强，形成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军事思想，如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仍有巨大影响。

重视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传统和巨大优势，是军队革命化的保证。这一时期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取得了许多经验。这个时期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包括了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军队优良传统教育、政治素养教育、三大作风等，尤其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四个第一”、“三大作风”等。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简单化，“左”倾化。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并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中美关系由对抗发展到对话和接触。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发生变化，一方面，期望和平，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有战争准备，以“准备打仗”为中心，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战略调整，期间提出了大办民兵师、“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建设三线的战备思想，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上述战备思想，都是针对当时世界紧张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而提出的，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本章内容主要围绕这一重要思想展开。

“文革”开始后，尤其是《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来的“三支两军”更是使军队深深介入了文化大革命。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后，毛泽东开始关注到军队的整顿问题，提出了“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此后，在揭批林彪反革命罪行过程中，军队整顿工作开始展开。1975年，邓小平主持治理整顿期间，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号召，军队整顿成为治理整顿的一个重要内容。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军队的整顿工作积极展开。本节内容主要包括了1975年治理整顿时期和粉碎“四人帮”后军队的整顿思想。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召开，中苏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并最终演变到中苏论战，两国两党关系破裂。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破裂，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际格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外交更是影响深远。从此，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险恶，也更加孤立，除了要应对美国的敌视之外，中苏两党进行论战，中国还进行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谈话中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此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这段时期外交思想史的线索比较明晰，反映“中苏关系破裂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的相关史料比较集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讲话和谈话，也有公开申明观点的“九评”，在《毛泽东传》中更有“中苏论战”一章介绍了论战的详细情况和“九评”等系列文章的出台过程与主要内容，因其评述精当，故所选相关文章的导语部分多引用或者借鉴了其中的论述。另外，近年来师哲、阎明复等人的回忆录也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九评”，基本展示了这段时期中苏关系破裂的外交思想。许多文章当时都出了单行本，其中有些文章被收入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论”：美苏之间隔着欧、亚、非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这是“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雏形。1954年7月，中国表示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62年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1963年，毛泽东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其中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又进一步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在此理论基础上，进入70年代，毛泽东将其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中间地带理论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战略目标。中间地带理论对改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封锁，对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陆续瓦解，亚非拉一些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改变了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对此，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客人时指出，亚非拉是第三世界，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还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突出了第三世界的重要作用，因此，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国政府明确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冷战”拉开序幕，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趋尖锐。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处于敌视和对立状态。尤其是美国派遣其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及随后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矛盾和相互敌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逐渐增大，尤其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地位日益重要。进入六七十年代，随着世界国际局势的变化，中苏联盟破裂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同美国的全球争霸中也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开始尝试接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抓住这一时机，做出了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之一，也体现了外交思想的深刻变化。

鉴于苏联当时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主张。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讲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就是说，现在中国穷，理所当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这就是新中国的永远不称霸的战略思想。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遵循国际主义精神。毛泽东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建国初期的援越抗法和援朝抗美就是中国在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所采取的外交行动。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进行的反帝、反殖、反霸，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斗争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与援助。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中国积极向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视为外交最高准则的国际主义逐渐被淡化。

党的八大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任务，但并没有提上工作日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在领导纠“左”过程中，党和毛泽东力图从实际出发，倡导调查研究，反对“五风”，在所有制关系上做出调整。在纠“左”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和毛泽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力图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找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规律。毛泽东写出《十年总结》，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了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要求中央、省区、地市、县级等四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带领团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党的建设、认识论等问题上发表诸多论述。1964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党的八大明确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6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资料。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集中论述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党的八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原则、规范、纪律。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探索党的选举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监察制度，并把党纪、国法统一起来，根据不同情况，适应不同惩治方法。根据经济社会需要，对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精简机构做了尝试。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尤其经受挫折之后，改善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改革党领导农业、工业、科技领域的方式，是改善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和载体。为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在各大区成立中央局。为纠正地方工作作风，加强县、乡级领导。为改变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毛泽东提议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1964年11月，邓小平提出，党要有一个领导核心。1965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任务。这些探索和努力，都是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积极成果。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领导具体工作的方式方法。1958年1月，毛泽东总结出“工作方法六十条”，各地区各领域探索出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1959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196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就批转王任重报来的九个材料，发出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等资料。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在革命时期创造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要求采取整风的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坚持党同群众的亲密关系。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本质是区别。在遭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挫折之后，尤其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带头代表党中央做自我批评，为带领人民走出困境做出表率。革命和建设时期，都需要艰苦奋斗精神。社会主义开辟了光明的前景，但美好的生活需要艰苦奋斗。党中央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在经济困难时期，党的领导人带头降低生活标准，反对特需供应；反对请客送礼，反对大兴土木。人民群众在工业、农业、科技等战线上涌现的艰苦奋斗精神典范，成为引领国家建设的精神力量。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体现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制度安排。1957年后，党和毛泽东始终强调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必要保障。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资料。

在两大阵营竞争和共存框架下，帝国主义对待社会主义采取文武两种战略。在武力不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以军事威慑为背景，更多采用和平方式，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讨论国际形势的小型会议，正式提出反对和平演变问题。反对和平演变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使党和国家领导权掌握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保持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修正主义是和平演变演变的内部依靠力量。党围绕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做出诸多探索，提出许多观点。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第四，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7月5日，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时，强调接班人五个条件之间的联系。7月14日，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比较系统阐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人民日报》等资料。

“左”倾思想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出现的认识分歧，上升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并作出党内产生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判断，与其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永不变色。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因此，必须要通过一场政治运动，使全体人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并未产生“触动资产阶级营垒”预期结果后，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8月8日发出由毛泽东签发的两份文件，决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把各个领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力全面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通过“三结合”、“斗批改”、人民解放军支左等方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建立起新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破旧立新”思想的导引下，对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发动全方位的彻底的革命，并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共九大正式确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合法化。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后的相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重申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一直坚持要求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陈伯达还在会前私自编辑印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天才人物的论述，在会议期间伺机发给参会人员。在会上，毛泽东指出了断章取义的所谓“天才”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批评陈伯达和林彪上述破坏党的纪律的活动，决定批陈整风，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推动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民间有识之士对“文革”反思。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工农业生产、文教系统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但是，毛泽东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张应该批判林彪的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被四人帮集团利用，以古射今，以批历史上最大的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其整顿，纠“左”的努力中断。

理论问题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理论问题提出的背景，是与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复出并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相联系的。“文革”后期，党内正确思想的代表与“四人帮”集团为代表的极左思想的斗争更加尖锐，人心思变。毛泽东公开批评，告诫江青“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作出安定团结的指示。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重申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邓小平将毛泽东提出的“要学习理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讲话，归纳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作为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毛泽东支持纠正“文革”中的具体错误，但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线和这场运动。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断了全面整顿工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虽然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却成为“文革”中宣告“文化大革命”思想理论和实践失败的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思想文化领域左倾思想的发展，既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的导火索，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深厚思想文化基础。极左思潮全面渗透到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经济建设中，强调政治挂帅，实际上取消了物质原则；把独立自主与借鉴他人对立起来，大批洋奴哲学，实际上形成了闭关自守；在思想文化上，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强调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批判一切所谓“封、资、修”的人类文化遗产，影射史学泛滥，很多学术问题被政治化；在科技教育方面，否定来源于实践和实验的科学理论，取消高等教育，片面强调实践教育，开展所谓三大运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制造个人崇拜，封建思想沉滓泛起。这一切使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受到巨大破坏与摧残。

本节中收录的几位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短诗，并非否定他们个人的英雄业绩和真情实感，也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对领袖的爱戴和崇拜。战士们的这些话语本来都是普通人思想情感正常而朴实的表达，但是在个人崇拜狂热的年代里，这样真诚的个人表达被放大利用，被政治化、庸俗化和工具化，成为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不分男女老幼的社会生活标准用语，不仅大大偏离了其原本的含义，也扭曲、玷污了普通士兵纯真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具有一切群众运动的特点，即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并走向狂热，极易脱离预定的轨道，而成为无序和混乱的盲动，特别是极易为不同势力派别所利用，推波助澜，使一切美好的初衷破灭，甚至演变成灾难。因此，在运动行进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反思，既有参与运动者、被运动冲击者的抵制和反思，也有发动者毛泽东本人的局部纠偏。前者的抵制和反思，既有对“文化大革命”思想和理论本身的反思，也有对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严肃思考。毛泽东在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时，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做成功的两件大事之一。他的反思主要是重视革命运动、群众运动对改造社会、改造人、改造意识形态的作用，关注运动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不断以批示中央文件、谈话、最新指示等形式对运动进行纠偏，以控制运动，达到他所期待的实现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偏离美好的初衷时，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万里、张闻天等，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进行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上留下了探索的足迹。这些理论成果和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道路和规律的认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4年和1975年，针对党内正确思想与“四人帮”集团极左思想的斗争不断尖锐的情况，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提出“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复出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接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放在一起，作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向全国传达，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将其作为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在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军队等领域，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其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即在全面整顿中萌芽。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后来被视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场域中，各个领域及政治社会生活都被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阶级斗争学说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要求一切思想、理论，一切学术研究都必须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立场、观点、方法，严重扭曲了思想探索和学术研究，阻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也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及其真正的思想价值。然而，在这样极其不正常的年代，仍然有勇敢的跋涉者，以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留下了那个时代思想者的独立思考和著述，仿若星辰，以其理性、良知和思想的光芒，照亮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本节收录的文稿，均为“文革”结束后发掘整理出版的，包括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的言论。

1976年1月8日，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临近清明节时，按照中华民族追思悼念故人的传统习俗，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市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但民众的抗议之声不断。清明节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和抗议活动达到高潮。随后，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下令追查、追缴、销毁了大量诗文作品。在那种特殊情境下，天安门诗文几乎全部是匿名流传，不仅具体数量无法精确统计，具体创作日期和作者也均无可考。“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幸存下来的诗文重见光明。天安门诗文主要包含三个主题：一是直接歌颂、悼念和怀念周恩来，其中有一些歌颂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宣誓继承革命遗志，这部分数量最多。二是间接或直接表达对林彪、江青集团不满，特别是对不准悼念周恩来的强烈不满和斗争情绪，表达实现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渴望和决心，这部分数量也比较多。三是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做法，如打倒老干部、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在诗歌中运用比喻、隐喻等手法，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怀疑，甚至直接说出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疑问。这部分作品数量并不多，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天安门诗文既预言、迎接了新时期的到来，也留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和种种局限。

1976年1月8日，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临近清明节时，按照中华民族追思悼念故人的传统习俗，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市民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但人民的抗议之声不断。清明节那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和抗议活动达到高潮。随后，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下令追查、追缴、销毁了大量诗文作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天安门诗文几乎全部是匿名流传，不仅具体数量无法精确统计，具体日期和作者也均无可考。“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幸存下来的诗文重见光明。天安门诗文主要包含三个主题：一是直接歌颂、悼念和怀念周恩来，其中有一些歌颂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宣誓继承革命遗志，这部分数量最多。二是间接或直接表达对林彪、江青集团不满，特别是对不准悼念周恩来的强烈不满和斗争情绪，表达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渴望和决心，这部分数量也比较多。三是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做法，如打倒老干部、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在诗歌中运用比喻、隐喻等手法，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怀疑，甚至直接说出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疑问。这部分作品数量虽不多，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天安门诗文既预言、迎接了新时期的到来，也留有那个时代的种种局限。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论断被称为“两个凡是”。按照“两个凡是”的思想，就不能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强调“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其中的关键问题。针对林彪、“四人帮”歪曲、窜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邓小平发表多次谈话、讲话，强调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工作，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毛泽东的党建学说，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在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科学论述，科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功绩。1977年9月28日，陈云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恢复毛泽东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一环和重要内容，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了理论准备、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本节的文献，主要来源于邓小平、陈云等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人民日报》等资料。

粉碎“四人帮”，思想文化领域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由揭批“四人帮”和“文革”极左思潮，发展到对“文革”的反省和批判。思想界和经济界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界推倒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科技领域迎来新时期“科学的春天”、批判“影射史学”，以及随着拨乱反正而带来的社会政策重大调整，促进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全社会思想的深刻变化。由于新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选编多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如《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许多重要史料只能从《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获得。这段时期思想史的主线和脉络非常清晰，那就是开始批判和结束左倾思想的羁绊，在拨乱反正中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四化目标被重新提出，并被付诸实践。1977年12月，邓小平做出国际形势在缓和，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大、国务院务虚会议连续讨论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为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1977年开始的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类代表团广泛出访，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邓小平东北“点火”倡导解放思想。中共中央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这些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本节内容涵盖了粉碎“四人帮”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