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订政府方案等，全面开展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代表，积极就筹建新中国建言献策。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和大团结，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新曙光，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指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讨论和决定当地政府的施政方针和重要决策，顺利从军事管制过渡到民主建政。新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政通人和、高效有序的人民政权。但此时，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尚未肃清，新区土改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党带领人民进行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指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不断加以完善和充实。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受了各种考验，获得了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思想也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以及革命胜利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等。

新中国建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它面临的一项重要考验。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严重警告。1950年在全党开展了整顿干部作风的学习，1951年中央又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顿。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整党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对广大党员普遍进行党纲党章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第二步对党员进行登记，第三步党组织对党员做审查鉴定，最后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组织处理。整党一直持续到1954年春，其间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整党运动的深入开展。通过整顿党风、加强党纪，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很好地保持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共同纲领》规定，“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纲领，不仅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而且特别强调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分割，各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只能各自独立分散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全国政治经济趋于统一以后，改变分散管理体制，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就成为当时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战胜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物价的决定性措施。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使财政经济工作从过去各解放区分散管理过渡到了全国统一管理，并且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长期波动的市场物价，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取得了领导权。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对于集中财力、物力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开始出现以集中统一为导向的财政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要求“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步骤和关键所在。新中国国营经济的建立，主要是从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入手的。根据官僚资本企业的经济属性，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与对待旧政权不同的办法，保持其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采取“原职、原薪、原制度”先完整地接收下来，然后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初步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把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此外，通过管制、代管、征购、征用等形式，把外资在华企业逐步变为国有；解放区原有的公有经济也转归国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技术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为国家调节各种私有制经济成分、组织恢复生产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手段，并决定着全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2/3的地区、2.9亿农村人口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陆续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文件，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到1953年春，中国大陆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根据地、解放区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积累了一些经验。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才能由穷变富，组织起来的远景是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但对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什么形式引导农民向集体化发展存在不同看法。经过研究讨论，1951年9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发展不同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广大农民的愿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其中，私营工商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将起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调整的范围很广，包括调整国营与私营、国营与国营、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等。但最突出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1950年秋，调整工商业的任务基本完成。许多私营工商业很快恢复了活力，避免了倒闭，生产和经营活动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提升，国内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国家税收增加，失业有所缓解，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此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对外贸易管制，是清除和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确立和捍卫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条件。

要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除了有一套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环境。镇压反革命运动便成为整顿社会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相关资料在本卷第一章已收录，本章从略。“三反”运动是中共在全国执政之后为保持党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而开展的运动。鉴于“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贪污受贿案件大多同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有关，于是同时在大中城市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些地方曾发生打击面过火、过宽的偏差，中央察觉后及时作了调整纠正。“三反”“五反”运动为确保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整顿社会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加强经济安全保卫、取缔和打击走私贩毒等非法活动。

在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1951年2月，他进一步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财政新方针。1952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根据形势发展重新确定“把经济恢复和建设投资摆在首要地位”，即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位，行政为第三位。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4.8%，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4.1%，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且有了较大发展。

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领域破旧立新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件，对学习作出具体的部署和安排。此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对广大的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思想改造，改变他们与新中国的需要不相适应的地方，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和新作风。广大知识分子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和社会发展史，结合参观或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社会实践，认清了旧思想的缺点、错误和不足，自觉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刊发的知识分子的学习体会文章，推动了这一学习、改造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

教育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是培育新的社会成员的重要阵地。《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为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确立了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方针，强调文化教育必须树立面向工农大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事业，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开展的。扫除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改革学制、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改革学制、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等等文化教育领域的重大举措，都是文化教育必须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必须面向工农大众、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艺术事业的破旧立新，也是在“面向工农兵，为人民服务”的总体思想下开展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五条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探索出的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初步确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艺领域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例如文化部新年画工作的开展，对部分宣传封建思想旧剧的禁演，戏曲改革，对教会所出书刊的处理，春节期间群众宣传工作与文艺工作的部署，全国文化艺术工作年度计划的制订，文艺工作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新中国文艺方针的具体实施。

电影《武训传》讲述的是清朝末期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千古奇丐”武训“行乞兴学”的感人故事。电影《武训传》1951年初上映后，立即引发了争论。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在社论中他指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此得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以此社论的发表为转折点，理论界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猛烈的批判。这一批判运动开展之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在进行之中，因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二是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根据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基本任务，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一化”，即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提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过先后四年的充分准备以后，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时期，国家在对工业企业管理、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和劳动工资管理等方面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一五”前期和“一五”后期，也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出现阶段性的差别。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在农业互助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最后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但从整体上看，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解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的最重要物资的供求矛盾，国家决定对粮、棉、油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10月首先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对农民中的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定量配售，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11月，实行油料计划收购。1954年7月决定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统购统销政策，是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基本产量匮乏的情况下实行的。这一政策对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稳定市场物价，促进三大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掀起高潮之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来。12月27日，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是当地扩大和加快。”“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出现冒进倾向。周恩来和陈云等比较早地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止和反对冒进。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9月，中共八大肯定了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估计和反冒进措施。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从1954年1月开始，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多次修正、讨论，完成了宪法的起草工作，并提交给大会。大会最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宪法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宪法的基本结构。它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条原则。《宪法》的颁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195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公布以后，全国基层开始普选。到1954年8月，除个别地方外，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已先后召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既有利于人民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又便于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正如刘少奇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所说：“我们采取这种政治制度，是同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通过共同的组织机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决定并监督其实施。这种新型的多党合作格局，对于新中国初期团结爱国民主力量，动员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巩固人民政权，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适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的新形势，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确定了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剥削制度基本消灭，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观念出发，党和政府逐步确定了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方针，这一方针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中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颁布，第一次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条件、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权利的范围等重要问题作出了规定。1954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新中国成立的前7年，在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在实践中民族政策主要表现在：一是赋予和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参政议政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二是建立民族事务专门工作机构，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又有利于发挥各少数民族管理自己事务的积极性，促进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关系，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较好地解决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司法制度，创建了人民司法机构，明确了司法原则和程序，并在镇压反革命活动、制裁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罪犯、调整人民内部纠纷方面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1952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性的司法改革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提高和纯洁了司法队伍，在建立巡回法庭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律师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及公证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形成了新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的良好开端。随着一系列与司法制度相关联的法律法规的颁行，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以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为指导，旨在保护人民、压迫反动派的人民司法制度体系。

在新中国第一次全面整党过程中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教育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要加强和维护党的团结。为了进一步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中共中央领导开展了审查干部和内部肃反运动。同时，把整党和建党相结合，大力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组建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这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举措，为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并逐渐扩大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广大知识分子增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党和政府不失时机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普遍教育，报刊杂志开始大量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反映论、物质、意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问题都得到讨论和阐发。与此同时，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一学习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最终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

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是纯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阶段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主要包括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学术思想的批判，以及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对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等。中共中央认为，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总体上来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加深了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认识，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但是，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也存在着简单、粗暴、过火等问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在1952年和1953年的建议，于1953年9月正式提出的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做出具体部署。通过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明白了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途径和步骤。这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也成为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活动，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在报纸杂志上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普及性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和观点，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因而在思想文化界和普通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例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简史、自然辩证法等，开始逐渐为思想文化界和普通大众所了解，并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张载，以及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还对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休谟等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问题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并稳定发展的原因、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缺点和危害、中国近代史的范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和分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研究、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等等。中国史学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开始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文艺批评领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思想要求文艺创作应从革命的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趋势。作家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中国文艺界通过对鲁迅文艺思想、“五四”革命文学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等的介绍，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内涵，使之成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成为新中国作家文艺创作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括生产关系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理论、利息理论和地租理论等，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做出了构想。其中生产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根源，并认为该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等，传播了马克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开展了禁烟禁毒、取缔反动会道门、改造游民、封闭妓院的伟大斗争，在短短的数年内荡涤了这些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这当中，在打击反动会道门和封闭妓院方面，北京市的做法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重建基层社会的工作。在农村废除了保甲制度，在城市进行了民主改革。摧毁和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社会组织，建立了农协、工会等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组织。进行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建立了治安保卫工作和人民调解制度，初步建立了遍布城乡的社会治理和控制网络。宗教界也广泛开展宗教革新运动，克服了旧中国宗教所具有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开始了宗教与新中国新社会相适应的历程。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极为重要的立法，其基本精神是彻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颁布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妇女的各种权利、义务、利益，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财产继承权等都在法律上确定下来，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人身也得到解放，并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并逐步对劳动力进行统一的招收、调配和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两种分配制度。1955年，建立起了新的工资制度和职工退休制度，开创了国家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全国自然灾害频繁，灾民多、困难程度大，中央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以必要的救济”的救灾工作方针，灾害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时还建立了五保户供养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并形成以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老人、儿童、残疾人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事业体系。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等制度体系逐步确立，并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内容。面向军人的优抚工作也受到高度重视，对于鼓舞部队士气、促进军政军民团结、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9年9月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中确定了全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内容是除“四害”、讲卫生。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开展这一运动作为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提高人民卫生文化和健康水平的基本方法。医疗事业采取先普及后提高，以加强基层卫生组织的建设为重点，全国城乡和工矿普遍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国家建立了公费医疗制度和医疗上的劳动保护制度，国家公职人员、大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得以享受到有病就医的医疗保障体系。社会的趋于安定、人民生活的好转，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迅速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人口增长势头迅猛，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社会上随即掀起一场关于人口生育政策问题的大讨论，并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在已经推翻了敌人的统治的地方，则是要肃清土匪、特务分子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通过军事管制建立革命秩序。其次就是要精简整编，参加生产，等等。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打乱了新中国解放台湾并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的既定安排，从这一年10月一直到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成了人民军队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人民军队开启了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进程，国防建设随之也渐次得到全面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经过一年的作战，实现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49年和1951年，新疆和西藏先后获得和平解放，实现了通过和平方式在民族地区实现祖国统一的创举。与此同时，在新解放区，人民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迅速建立起政权秩序。本节资料涵盖了这些方面的思想素材，从中也可以看到，解放台湾的立场坚定不移，军事准备也一直在进行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保卫国防、建设强大国防军的根本要求和准备解放台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组建海军、空军和加强诸兵种建设作为国防军建设的首要任务。可以说，建设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也是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节资料反映了这个方面的思想素材，除了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决策以外，从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有代表性的一线指挥员对诸军兵种建设的主要思路。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的安全，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正义战争。从本节的资料不难看出，朝鲜战争爆发后，从应付时局和准备可能发生的战争，到直接派兵赴朝参战，新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决策过程。除本节资料外，还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的记载。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为交战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中方对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做出了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认真总结经验包括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确立了新的军队领导体制，加强了军队领导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开展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建立健全各项军事制度和军事管理体制，规范和强化军事训练，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事业。本节资料涵盖了上述各方面的思想素材。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及局部热战格局，党和国家领导人冷静分析国内外客观形势，逐步明确了国防建设的总任务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相应地在国防部署和兵工建设方面也作了重要探索。本节选编的即是上述几个方面的思想材料。

新中国的外交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各帝国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逐步从旧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驻兵权等在华特权。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甘心于失去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与特权。在解放战争末期，“紫石英号”事件的爆发就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新中国本着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外交思想，对旧中国遗留的对外关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进行了清算。通过“另起炉灶”，新中国终结了旧中国不平等的对外关系，建立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对外关系格局。根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新中国在短时间内收回了海关权、驻兵权、传教权、教育权、内河航运权等一系列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新中国领导人精心地处理了西藏和平解放工作，并向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委任了代表。

新中国的外交思想不仅受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格局和国际现实的影响。美苏的对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以及新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外交的认识。基于现实战略格局、地缘政治和共同信仰，新中国领导层接受了“两个阵营”的国际战略思想，迅速明确提出了“一边倒”，中苏同盟逐步形成。中苏同盟成为这一阶段新中国的主要同盟关系。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陡然恶化。在遏制战略的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先后干涉了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南半岛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并通过重新武装日本而进行所谓“遏制”，妄图在亚洲通过一系列军事条约体系，建立起了所谓“竹幕”，企图围堵新生的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蔓延到中朝边境，中国的国家安全再次面临威胁。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内经济紧张的情况下，新中国依然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将战线稳定下来，保持了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新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围绕着台湾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国际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在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新中国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提供过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支持热爱和平的日本民众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企图；在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交斗争中，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中国开展了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新中国领导人秉承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思想，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不断成熟，外交空间也不断扩大。

尽管面对严酷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秉承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思想，有理、有力、有节地与帝国主义较量。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反而不断扩大。随着国际形势的趋缓和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新中国创造性地推动和平外交蓬勃发展，不仅为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在经贸领域和国际组织等方面为进一步拓展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奠定了基础；为了实现东亚和平，新中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形成了“日内瓦精神”，为世界和地区安全贡献了中国的力量。这也表明新中国是不可忽视的和负责任的大国。新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威胁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处理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并在亚非会议上得到了全面地阐述，形成了外交舞台上著名的“万隆精神”。从亚非会议起，新中国外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中国风范的外交实践，解决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如边界、华侨国籍等一系列问题，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