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民报》观察到：“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30年代初，三民主义作为政府主导理论思想，也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日臻兴盛。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建立和逐渐巩固，在国民政府的推行下，三民主义文化思潮日渐兴盛，而在这股思潮中，蒋介石、国民党等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都十分注重作为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三民主义的重新诠释，而蒋介石更是高扬三民主义旗帜，树立自己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形象，处处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显示其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正统与真传，借机捞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借助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构建，蒋介石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正统”地位，虽则尚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中，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解读十分重要。蒋介石有重要的《三民主义要旨与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原为1927年2月在江西教育讲习所的演讲，后刊出，并收录于《先总统思想言论总集》）之言论，以江西言说孙中山所称的“要中国不亡，而且能有次序的建设，惟有振兴教育”，在孙中山对于建设次序的排列中，教育振兴是必要之前提，蒋介石据此指出要改革教育，而实施三民主义要以教育为本。在革命的高度上指出三民主义是革命救国的唯一主义，这体现出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革命贡献的理解。在理论层面，蒋介石也对三民主义的体系性进行了解读，称主义是系统的，不能分割。在对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的分解中，民族主义是要由民族革命排除侵略，以求国内外民族的平等，实现“大同世界”；民权革命在打倒军阀，伸张民权；民生主义的两大要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三民主义教育之普及，为国民革命成功之保障。而三民主义教育要进行的就是民族教育、民权教育、民生教育，要从学校开始进行三民主义教育，“要使学生具有国家民族的知识，知道如何爱国，如何真正能尽到国民的责任，一定要使他们接受三民主义的教育”；要进行革命教育，革命教育的普及可以造就革命的中国，最终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系统性的，是整个的，不能分开，三者之间彼此联带，为了解释便利起见，才被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部分。蒋介石江西教育讲习所的训话非常通俗易懂，从中所体现出来的蒋介石受到的三民主义的影响及其阐发，这也是之后三民主义教育体制化的推动因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发表的宣言代表的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治声音，称“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综合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精神，与现实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示原则”。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大确立的“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实际上是对孙中山遗教的公开篡改，因此无论是蒋介石的政治利用，还是国民党的公开标榜三民主义，事实上都是口号化的，并非全部地继承三民主义的新诠释，已经异于孙中山当年对三民主义的阐释。随着国民政府的宣扬，三民主义被作为国民政府的理论旗帜高高飘扬，随着蒋介石的集权，他也垄断了对三民主义解释的话语权，使之成为带有“蒋氏”色彩的三民主义，并成为此时期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诠释中，《为什么要有党》、《三民主义之真意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三民主义的历史观》等都是重新诠释过程中的重要文献。

在三民主义理论的构建历史中，胡汉民功不可没。自1905年开始，胡汉民就在《民报》发表文章，力陈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奠定了其理论家的地位，一直以来宣传鼓吹三民主义。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以孙文思想嫡传自居，以为三民主义之解释权非其莫属，因此大量撰文，包括《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三民主义的心物观》《三民主义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精神》等，从各个角度阐述孙文的三民主义。争生存、主渐变、求真知是胡汉民的社会历史观，也是他阐述孙中山思想脉络的出发点，胡汉民坚持孙中山二元论的社会历史观。在《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文中，胡汉民以为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可缺一，但是实际上却以民族为本位，认为“个人的生存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民族的生存”，这是胡汉民以民族为本位的出发点，体现出求民族的生存是现时代的主题。以三民主义解救社会各方面的危机，胡汉民指出三民主义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求生存，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三民主义的基点是求民族为单位的生存。胡汉民认为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基点是从民族出发，不是从个人出发的，进而在解释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关系时说：“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民族主义必须要是民权主义的和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的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的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世界的三大问题。但是在三者中，都有不一样的目标：民族主义认为全民族所有的人拥有权力才是真正地实现了民权，才是“全民政治”，不然总是一部分人有权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生主义的目标是：土地和资本之共有；生产力组织之共治；生产品分配之共享，达到全民的共存，这样就避免了阶级斗争。胡汉民所表述的三民主义之所以连环，是“民族”在其中起了作用。但是，民族的强大又有赖于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强大，政治力量依靠民力民权的增强，经济力量的强大依赖民生的发达，因此三者又是不可偏废的。进而，胡汉民认为三民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应于其他被压迫的世界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讲，三民主义也就是大同主义。胡汉民的连环三民主义被收入国民党政权控制区的教科书中，成为阐述三民主义理论内在关系的经典之作，影响巨大。

孙中山所拟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思想理论基础。1928年7月，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0月公布《训政纲领》，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国民党负责“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党中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行使治权。之后又规定，国民党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独负全责”，实行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制。因此国民政府《训政纲领》开篇即言称：“中国国民党实施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之训政时期，训练国民行使政权，至宪政开始完成全民政治”，制定了纲领。《训政纲领》确定代表制，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赋予了国民党代表以国大代表之权利。为了配合《训政纲领》的实施，国民党又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五院分别执行五项治权，之后建立五院，五院制的建立，表明国民党统治的政权形式完备起来。事实上，这是在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革命方略指导下，国民党为实现其制度设想而进行的具体实践，即以权能分立为前提，以五院分享治权为特征的训政制度。然而行政院成为掌理行政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国民政府组织法》是行政院的组织构成与权责规定的立法来源及依据。为了配合《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所确立的国民党训政制的地位，1929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训政纲领》的宗旨是“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训政期间的政权，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行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训政期间之治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由国民政府执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重大国务施行以及修改及解释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组织法。根据这些原则，制定了《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的实际分际及方略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对党治训政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闭会期间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五种治权，国民政府行使；四种政权，国民政府训导国民行使。中央政制方面，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治权。约法效力方面，一切法律与《约法》抵触者无效，约法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一系列的《约法》规定和解释，确立起国民党五权议会制下的训政制。《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国民党《训政纲领》为基础，虽然袭取了资产阶级宪法民主自由原则，但是却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主义，这是它的本质和特色。训政时期的约法的制定，使孙中山设想的训政时期训导人民学会如何做国家主人的愿望完全落空，只是给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党的领袖个人独裁提供了合法依据。由于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总理的主要遗教确定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又使得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成为合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与法治。对此，胡适对于约法问题首先发端，发表的《人权与约法》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二篇文章里，他初则主张约法，继则主张制宪。而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刚刚归国的梅汝璈，以法律学者身份从学理上之探究判断，撰文《训政与约法》，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党权是高于一切，政府只须本乎党义做事，对党负责，无须与人民缔约，对人民负责。换句话说，就是党对人民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又称“我们中国现在是训政时期，而同时我们却并没有约法（或宪法）”，并表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无论如何，我们终究是要行宪法之治的”。

三次出任过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对于自己前一阶段的外交生涯进行系统总结，通过全面的思索形成了系统的“革命外交”思想和策略，在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一年前，王正廷将其反思所得以《近二十五年中国之外交》等论文发表，对以前的外交政策得失进行总结，对今后外交思路进行阐述。也有周甦生对革命外交的倡导，形成比较有声势的革命外交思潮。所谓“革命外交”是在革命的浪潮下，发动群众的力量形成对外人在华地位的威胁，压迫外人采取妥协态度，放弃其特权并撤退其势力，这是一种非常的外交手段，也是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实亦有挑起列强武力干涉的危险存在”（李云汉《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修订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社会呼声中，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率先提出“革命外交”，公开宣称“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和既成事实，提倡在革命精神和群众运动支持下，在威胁性和半威迫性的情况下，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逐项整体地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的各项目。1926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以期收回外人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后，“革命外交”开始出现高潮，国民政府趁势与英国政府展开“修约”交涉，强行收回汉口、九江和镇江的租界，成为北伐时期“革命外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周甦生成为其中较重要的推动者，1928年10月出版《革命的外交》一书，其中《革命的外交》一文阐述全面、精辟。济南惨案发生后，王正廷取代亲日的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高呼“革命外交”口号上台，表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王正廷的外交反思与周甦生的理论构建，在南京政府逐渐取得统一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外交也具有比以往更为有力的法理和实力的支撑，但是南京政府并没有明确以“革命外交”为对外方针，致使“革命外交”流于舆论和理论层面的探讨，显示出革命外交思想中革命性与软弱性并存的特点。“革命外交”是在大革命时期的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资源的外交主张，主张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解决中外间不合理、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在1928年济南惨案之后，“革命外交”逐渐让位与“体制外交”，外交的基本倾向是认同国际社会的规范，依靠国际组织，利用国际法来开展外交活动，这标志者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思想的转向——从原来的打倒帝国主义回归国际公法规范下的国际关系体系。王正廷、周甦生的鼓吹，在20年代后期所掀起的“革命外交”思想所起到的社会动员也是巨大的，正因应了20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之高涨，这其中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收回税法、废除领事裁判权，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等等成为其中口号化的时代主题。

党化教育是1924年之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口号演变而来，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教育领域出现的重大现象。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首次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1928年5月，在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次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力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此后，蒋介石一再强调用“三民主义来治中国”，“以三民主义统一青年思想”，加强党义教育。“党化”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的基本特点，国民党将势力扩张到教育领域，从教育宗旨、课程标准的制订、课程体系的设计、到教育行政机关、学校管理人员的选拔、教师资格的认定，再到师生校园生活的开展，校园环境、教室布置，国民党的党化要求无处不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执政的国民党正是通过一整套党化教育制度，传播其意识形态，建立国民对其统治的认可，从而达到维护统治之目的。党化教育制度既是国民党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制度，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国民党一直到其政权在大陆的覆灭。从理论上较早全面论述“党化教育”问题的是陈绍贤《教育之党化问题和中等教育之实行党化》。而陈公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运动报告》中代表国民党领导人提出党化主义的教育。之后，广州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中对党化教育进行教育方针化，并解释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这是国民政府官方首次进行全面阐述党化教育的含义。界定出来的党化教育主要是强调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两方面对教育的控制，这是党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势力深入学校、控制教育的一种行为。即国民党在教育领域通过传播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国民党组织，建立、强化师生对其同治认可的制度。民国时期的徐蔚南《党化教育》一书论述尤详。王克仁《党化教育概论》（1927年）论述党化教育的意义等，对党化教育进行说明和阐述。也有江卓群《党义教育ABC》用党义教育代之，但是范围内涵大致相同。舒新城的“党化教育”概念的解读也体现出价值性。在时人诸多的解释中，姜琦先后发表有《党化教育的真意义》、《党化教育的诠释》等文，从学理层面进行阐述。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政策文献则是解读其推行党化教育的法律规定等依据。

在中间政派的改良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第三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从政治上看，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蒋、汪的国民党“左派”，以邓演达为首；另一派是从中国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人，以谭平山为首。

第三党的历史贡献，其一就是创立了平民革命理论。以“平民革命”的手段建立“平民政权”，是第三党政治主张的核心。第三党认为，在中国所要进行的只能是以劳动平民阶级为中心的革命；平民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第三党还主张组织“人民武力”——“平民革命军”，来实现“平民革命”，保护“平民政权”。平民革命理论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导致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与反抗。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就此积极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扫除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建立平民政权，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平民革命理论孕育于中华革命党时期。《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称：“中国革命的方式，是纠合广大的劳动平民群众构成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以领导中国革命，更与穷苦的小资产阶级联合，作为阶级斗争的同盟，以达到政治经济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独立，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政党的轨道。”平民革命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邓演达认为“三民主义”的真正含义为：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到底，要得到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并使国内各弱小民族能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要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由大多数劳苦民众，自己建设平民的政权；民生主义是要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把中国从贫困惨苦的地狱中拔出，以劳动民众所生产的一切归劳动民众享受。邓演达认为复兴中国革命的命运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即进行平民革命。工农群众是平民革命的主要力量，邓演达认为中国工农群众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最富于革命性。平民革命理论是邓演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临委会的《政治主张》外，邓演达于1931年6月25日写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是重点阐述平民革命理论的著作。该文论述了三大问题：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南京统治形成的过程、复兴中国革命的手段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意义上，在肃清旧残余和清厘除治买办高利贷经济同时，重点改造小农经济生产，以集体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家经济”，一面使生产力加速度地发展，一面使分配向着平均的路途——向着社会主义的路途。在政治意义上，铲除官僚政治及军事独裁，彻底扫清士大夫地主豪绅专政的传统政治形态，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权，且使政治组织与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在社会意义上，扫除奴役人民的社会意识及社会行为。在平民革命运动中，工农大众是革命政权的核心，工商业者是团结的对象。农工平民的自身组织和武装，实为复兴中国革命、发动平民革命的必备条件。

在邓演达的组织下，第三党还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同时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1928年5—6月，陈公博、顾孟余先后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是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由王乐平负责在上海、南京、江苏一带活动。参加改组派的主要是大学生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职员。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重新“确立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复活“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国民党。他们对待共产党及其他政治派别如第三党、西山会议派、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派等均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改组派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布：“本会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改组派不仅声称要奉行三民主义，而且提出“要有科学的素养”，要“阐明科学的三民主义”。陈公博认为，当时的中国受三种反动势力的支配：帝国主义、第三国际和封建势力。尤其是封建势力，“脱离皇政尚不满十七年而且在于小农作的中国，无处不弥漫封建的势力。在社会的表现则为劣绅土豪，在政治的表现则为官僚军阀”。他们不但压迫中国的农民，而且构成对资产阶级的威胁，阻挠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革命的失败，“实在还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外因，和封建势力爆发的内因，使得民族主义降低，民权主义湮没，为此，必须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力量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最大的任务是调和各阶级的利益。顾孟余全然否定中国社会中存在阶级，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根据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不必由阶级的基础，并且不能由阶级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不仅仅只代表一般的农民、工人及一般市民，国民党的眼光并不望着阶级，民族、民权、民生不是任何阶级的事。言下之意，国民党代表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国民，国民革命即是全民革命。可见，改组派内部的思想和言论也是很混乱的，但是在政治改革上他们有以下的共同点：第一、国民革命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三民主义是唯一适合的理论；第二、不论承认或是不承认阶级的存在，他们一致否认目前由阶级斗争的必要，认为社会矛盾只可调和不能激化，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都不符合目前中国的需要；第三、国民革命有赖于国民党的领导，但是目前的国民党必须改组。改组派的共同呼声是改组国民党，复活十三年改组时的国民党。他们呼吁“党的统一”，端正国民党的理论，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共又不同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国民革命道路。要求回复国民党的民众基础，陈公博提出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增加工农的成份，并发展工农业计划，使工农与国民党同心同德，以达到回复农工民众基础的目的，恢复民众组织，开展民众运动。

《新生命》派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派别之一，以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樊仲云、萨孟武等为代表，其文章多发表于《新生命》月刊，建立新生命书局，故称“新生命派”。把三民主义儒家化，虽然能起到排斥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的功能，但是无法为新政权的建设，新国家的草创提供实在的政策和策略。胡汉民认为戴季陶所作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是劳而无功，以为今后的重要工作，在于研究如何实现三民主义，如何把孙中山的遗教一一实行起来。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新生命》月刊便出现了。撰稿人周佛海作《中山先生思想概观》，戴季陶为此写了序，作为单行本发行。戴认为周的文章不但本身价值高，而且为一般人提供了很好的研究三民主义的方法，两人颇感知己。萨孟武除了为《新生命》月刊提供论文外，他的《三民主义之科学的研究》和《三民主义政治学》等书由新生命书局印行出版，和周佛海等人互为声援，造成声势。陈布雷在发刊词说：“要救党，要救国，本本的办法必须发扬三民主义，研究建设计划，我们应者这个需要，所以创办本刊。”陶希圣的著作是比较多的，如《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形势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陶希圣用其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依照其自己的“外铄论”分析中国社会，提出“救国方法”。依照陶希圣的看法，中国资本既然是“外铄”的，又是“以外国资本为中心”的，因而没有民族资本，那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发展“以外国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了，即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关于“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新生命派认为应当先实行土地农有，将农民变为自耕农，然后再组织合作社，逐步实现土地公有，最后由国家直接经营。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用革命办法消灭土地所有制，而是进行逐步的改革。在政治上，他们都主张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调节有产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使人们在信仰上坚持三民主义。新生命派强调的重点不是三民主义的高深理论，而是现实的经济发展，认为民生的根本在于技术，发展技术要靠私人资本，同时又强调国民党“一党专政”。这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也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推向了实际化。

人权派是1929至1931年在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出现的一个松散的、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派别。其代表人物是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他们公开要求保障人权，主张实行法治和“民治政治”，强调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人权派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权派以个人为主体界定人权的概念。人权派没有像以往的改良派或革命派那样频繁地使用“民权”概念，而是以“人权”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以往的“民权”之“民”是一个群体性的集合概念，人权派的“人权”之“人”则是一个个体性概念。这表明以往人们在关注“民”与国家的关系时，没有将“民”落实到个体身上。因此说，人权派的个体权力发展了以往的民权的内涵。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批评《保障人权令》说，这道命令对人权的三项内容“身体、自由、财产”等都没有做出规定。罗隆基作为一个法学家，他的人权观更具理论性，他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人权派的人权理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把人权的根据定在人的自然的、社会的需要之上。人权派也明确反对“天赋人权”说。既然人权是基于个体的人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只要是人就应平等地享有人权。第二、国家的功用就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罗隆基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团体。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目的，谋全民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国家的权威是全民赋予他的，其量以国家在功用及目的上达到的程度为准。”这段话表明：其一，人权派的国家观是一种“功利主义国家观”。国家是全体国民组成的团体，它的权威来自于全民，即主权在民。其二，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目的是为全民最大多数谋取最大幸福。其三，国家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以其在功用、目的上达到的程度为限。就此而论，人权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免受国家的侵害。第三、制定宪法，实行法治。人权派认识到人权的最大侵害者、威胁者是国家，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他们要求实行法治。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他们认为人权是人定法的根据。要实行法治就要有宪法，争宪法是人权派的又一要求。胡适说“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人权派还要求，宪法不能只具虚名，必须有真实的宪政内容。第四、人权派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相互制裁彼此合作，以达到共同目的的工具”，因此，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必须由全体国民掌握，即必须实行“民治”。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当政者一方面高喊民主、人权，另一方面却一党专政，大肆践踏人权。其根本原因是独裁专政的国民党剥夺人民的主权。为了保障人权，从根本制度上说就是“仿效英美式的政治，切切实实拥护民主，倡导民权，实行民治。”第五、关于人权的具体内容，罗隆基罗列了生命权、财产权、劳动权、教育权、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等34项。在这众多的人权中，人权派特别强调思想言论自由，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人权运动是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人权派在中国求民主、求人权的实践活动。在人权与儒家的关系上，他们基本上沿袭了新文化运动时的激进态度。

乡村建设派，初期也称村治派，由持有乡村建设主张、理论的人和团体构成。“乡村建设”思潮及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梁漱溟的村治运动，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阎锡山的村政建设等汇合而成，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国性的一种思潮和运动。乡村建设始于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广识字运动。1930年，他以平教会的名义办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愚穷弱私”，根源在于“教育不能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主张用教育来“改革社会”，“复兴农村”。他主张搞四种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试图通过这种平民教育，使农民“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使民族得以复兴。平民教育派在初期主要是依靠外国特别是美国教会势力的扶植。和“平民教育”理论声气相通的是梁漱溟的“乡农教育”理论。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所以“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搞“乡村建设”，即建立以“乡农教育”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乡村基层组织，依靠“乡村自治”来建设“乡村文明”。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在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接着在菏泽等地开设乡村建设实验区，研究和推行“乡农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是在黄炎培倡导下于1927年5月正式成立的。他认为中国社会只存在“有职业”与“无职业”的区别，试图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终极目标，并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办法。”职教社的这些主张和活动顺应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很快波及全国。1929年起，职教社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改进方面，提出“富教合一”的主张，先后在江苏一些地方开办农村改进实验区，组织农民垦荒造田、修筑水坝、种桑养蚕，推广新农具、新品种，开办民众学校、动员农民戒烟戒赌、讲究卫生等，使改进实验区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是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一开始就受到地主势力的阻挠、破坏，加之农村改进事业耗资巨大，1935年被迫自行中止。尽管乡建派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其活动在当时也产生过一定影响，给当地农民带来一些好处。但无论是“平民教育派”，还是“乡村建设派”，他们都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否认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试图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改进来复兴农村，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的道路。乡建派的主要刊物有《职业与教育》、《村治月刊》、《乡村建设》、《教育与民众》、《民间半月刊》、《乡村建设大意》。

平民教育派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个重要教育流派，它以平民教育为基本理论，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为核心组织，以河北定县为主要基地。代表人物有晏阳初、陈筑山、郑锦、陈志潜、冯锐、汤茂如、李景汉、瞿菊农等。平民教育派最初兴起于“五四”时期的平民教育思潮，1924年后，平民教育思潮逐渐消退，平民教育派的活动重心也逐渐由城市向乡村转移，并于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的试验基地。平民教育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晏阳初。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蒋梦麟、朱经农、陶行知、胡适等为董事，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晏阳初平民教育和县政建设理论的根据是他的教育改造社会论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他认为国家和社会衰颓的原因，是由于广大人民缺乏知识，他“认定中国社会最大的病，就是‘愚’‘贫’‘弱’‘私’四种”，根本的“方药”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因此他主张用教育来“改造社会”、“复兴农村”和“改造中国民族”。他主张在各省、市、县都要设立平教会，开办平民学校，提出“扫文盲、做新民”的口号，并决定以文字教育为基点，以农村建设为目标，以民族再造为重大使命。晏阳初主张开办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解决农民愚的问题，生计教育解决农民贫的问题，卫生教育解决农民弱的问题，公民教育解决农民私的问题。配合四大教育，他主张在乡村进行四大建设，即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卫生建设和政权建设，以增强人们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体力”，达其所谓“民族再造”之目的。

蒋介石在南京掌权后，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不允许另有政治主张的党派存在，也不能容忍不听话的军阀壮大。为此，他坚持消灭异己军阀，对中共革命根据地反复“围剿”。对外，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一味忍让，大步后退，其指导思想即是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蒋介石认为“剿匪”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多次公开宣扬“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无疑会给国家带来惨重的后果。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1931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由此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1931年11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1.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新任政府”。蒋介石虽未说明“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蒋介石的概念是：伦理“是说明人对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团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该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出行为的标准。”他在《政治的道理》一文中，对中国固有的伦理及其政治大加赞赏，以为它比之于法制更为合情合理。蒋介石认为，中国的伦理政治还可以将一个人由内而外，一步一步地推展开去，其层次分明，步骤确实。在他看来，凡是人类，必有他与生俱来的天性，比如爱父母、爱家庭、爱族、爱国以及爱人类，因此只有建立在伦理之上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最完善的政治。蒋介石还把救国与恢复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认为“五千年来我中国国民所以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命，维持国家的生存，并能够屡从危亡丧乱之中，拯救民族国家，致之于复兴的境域，这是我们国民所蕴积而益厚的，所锻炼而益精的救国道德的功能。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扩充广大。”从而，他把伦理建设的基本方针定为“倡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和“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

儒家思想有两大特征：第一，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强调单方面的义务；第二，主张君权至上。蒋介石把君权至上改为国家至上、党权至上，基本继承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他时常引用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说和《三民主义》中的第六讲关于传统文化、传统智能的内容，并且吸收了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文章中的观点，用以构成自己的思想，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蒋介石要恢复的旧道德包括“三达德”即智、仁、勇；“五达道”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思维”就是礼义廉耻；“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自觉继承儒家情礼重于法的观念，表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为态度，皆要合乎礼。”他强调自我修养，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亲至疏的秩序，达到各得其所的目的。蒋介石一再强调复兴国家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为了实现它的伦理思想，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该运动的方针是从衣食住行做起，以四维八德为人民行为的规范，其目的是“增进国民的道德，发扬民族的精神，以改善国民的精神生活，而完成国家的精神建设。”这场运动由陈果夫、陈立夫推向全国，一直延续至抗战胜利。蒋介石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左右的人，他从儒家的思维方式，运用儒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去理解三民主义。

力行哲学也称“行的哲学”，是蒋介石的哲学理论。力行哲学是由古代阳明学派传统思想演化而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孙中山为克服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党人中出现的一种对革命缺乏信心的思潮，批判了几千年来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传统思想，创立了“知难行易”学说，提出先有行后有知，不知亦能行的论点，要求革命党人在实践面前勇于克服困难，探求革命道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知难行易学说，虽然没有正确解决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但在知是由行的经验中得来这点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蒋介石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发展为力行哲学。蒋介石认为知是起于心意发于事物的，而且把知分为两类，一为良知，是先天的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人具有；一为学知，学知是很难的东西，只有那些先知先觉者才能具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也不需要人人具有。蒋介石把行说成是超时空的、决定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后本体。蒋介石认为“所谓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实行良知”。“行为性之表，与生俱来”。这种行不是指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指人们的先天本性，这种本性可以创造一切、支配一切，是整个宇宙所以存在的根源。由于只强调行，认为人在行中成长，为行而生，为行而死，“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故称力行哲学。蒋介石所讲的知和行都是先天的、秘不可测的人们的本性。实质上就是要人们不去追求外在的客观规律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只要依人们的本性和先天的良知、盲目地跟着他们去行就可以了。

所谓“诚”的哲学并非是蒋介石的发明。蒋介石是经演化儒家的一种观点而提出“诚”的哲学。蒋介石解释和宣传宇宙万物的演变发展都是“诚”的作用，强调宇宙万事万物之存在演变与进展，全靠一个“真”字。这个所谓的“真”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存之于内在的心意，则谓之“诚”；见诸于外界的事物，则谓之实。如果既不诚也不实，则万事皆虚，一无所有。蒋介石把“行”和“诚”当做两个步骤，以便把国人推向“成仁”，也就是要国人盲目地践履“礼义廉耻”的“四维”为中心的伦理道德。

民生史观是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点，孙中山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他说：“人类求生存的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包括“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在内。他承认经济生活的改变，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又认为物质环境的变迁以及生产发展引起的“阶级战争”，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进化不起决定作用。社会的进化要靠科学知识的发达以及“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这就是说，社会的进化靠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的（政治和教育的）两种因素，而精神的东西又不为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这是在历史领域中宣扬心物二元论。他还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发生的一种病症。”又说：“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孙中山认为社会历史就是人类“求生存”的进化发展史，承认经济生活的改变、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因，但不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解决民生问题。可见，民生观的实质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本对立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把孙中山唯生观又推向极端，认为“求生的意志”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宇宙进化的动力”，极力以唯心主义的“唯生论”对抗马克思主义。唯生论也称唯生哲学，是陈立夫的哲学伦理。20世纪30年代初借解释孙中山哲学而提出。认为“宇宙之本体的属性是生，我们可名之曰生元，”“生元”相当于“太极”，“是无形无象之本体”，这一精神性的“生元”是“宇宙间有声无息大智万能的主宰”、“上帝”、“造物者”。“宇宙一切皆由有生命的元子构成”，物质世界的进化即是“生命之流”的不断更新和创造。社会历史观上，他的《生之原理》认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动力，正是人类之求共生、共存、共进化”，阶级斗争“是由于人之不能行共生、共存之道而产生的一种道德上的堕落。”

当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都对他们所持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时之间，以《独裁政治论丛书》、《法西斯蒂小丛书》等名义出版的大批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籍充斥市场。以复兴社为背景创办的《社会主义月刊》，发表了《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之基础》、《中国法西斯蒂的前途》、《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之基础》、《中国法西斯蒂的前途》、《法西斯蒂与中国的道路》、《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等一大批努力使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法西斯化的文章，要求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治上实行“领袖的独裁”，反对“议会主义、民主主义的虚假的多数主义”；经济上“在私有制度上，厉行一种略带均产意味的经济统制”。他们说，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所有的“革命力量”方才能够围绕这个中心凝聚起来。这个独裁的中心领袖，区别与往昔君主及其他独裁者的地方，是“领袖独裁的基础，是全体国民的总意”。同训政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脉相承，但更突出了领袖的独尊地位。当时流行的两句话“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的程度”，充分表现了法西斯主义唯蒋介石是从的特点。在蒋介石麾下，无论是政学系、CC系，还是黄埔系，都不同程度地鼓吹法西斯主义。总体来说，政学系对法西斯主义的好评，乃是处于实用主义的目的。CC系最赞美的则是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特色，试图探讨“怎样把学习新政治思想和技术与继承中国传统两者揉合在一起”。黄埔系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倾慕之情最切，其蓝衣社属下的《前途》杂志乃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重镇。他们主张“三民主义+法西斯蒂”来革新国民党，强调“国民党的法西斯化”。

五五宪草，即1936年5月5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五五宪草”制订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将宪法草案的初稿、修正稿和正式草案登报向广大民众“征求意见”，邀请国内名流学者发表主张，以期集思广益，“完成真正民意之宪法”。广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西方发达国家宪政模式和原则为蓝本，从维护孙中山民权主义理想的角度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的初稿、修正稿和正式宪法草案全程跟踪，密切关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的合理化建议。内容涉及到三民主义国体、国民大会的设立、人权自由的保障和中央政制的模式等诸多方面，并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在一个地域辽阔、人民的基本温饱还没有得到解决、文盲仍然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国家，坚持平等、自由、博爱的民主原则，批评国民党当局披着“假民主”的外衣，实行真专制的虚伪面目，努力构建一部真正适合中国当时现实状况的民主宪法。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立宪，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切实推进近代中国从专制独裁（“人治”）向民主法制的道路（“法治”）迈进。

对于统制经济思想，有当代学者做过详细研究，认为统制经济一次最初发轫于学界，然后由学界渐次影响到官方，并且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使统制经济一词为人们所孰知和关注，其主张在于国家经济由政府进行全盘干预，实行计划经济，但是民间学者认为应该将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相调和形成一种兼具二者优点的统制经济。通过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主要官员关于统制经济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统制经济不仅是思想界的一种经济思潮，而且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影响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建设，其影响甚至贯穿国民党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官员统制经济思想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宋子文、陈公博以及后来加入国民党政府的吴鼎昌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高级政府官员的统治经济思想，他们的统制思想主要偏重于对统制经济思想理论和可行性探讨；另一部分是汪精卫、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们对统制经济的观点，特别是蒋介石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统治经济模式的欣赏，以及随着其独裁专制地位的巩固，为应付战争的需要，而试图效仿建立德国独裁专制的统治经济体制。为加强对全国金融业的管理，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928年颁布了《发行公债及订制款项限制案》，涉及对债举借权、举债用途及建立公债用途监督体制等多方面的规定。1929年，立法院通过了《公债法原则》，对公债条例的制定、公债募集的用途、公债收入的监督及基金的保管等方面均列出详细规定。同年1月，财政部颁布施行《银行注册章程》，规定凡开设银行经营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业务的，都要将相关资料呈报财政部，由财政部核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得开始营业。同年4月，财政部又公布了《银行法》，《银行法》把经营存放款、票据贴现、汇兑或抵押业务之一的机构视同银行，并规定非经财政部核准，不得设立。财政部核准后，方得招募资本。验资确定并发给证书后，方得开始营业。另外，明确规定了银行的附属业务范围，并且禁止从事各种商业行为。此外，对于银行的增资减资、对银行业务及财产状况的检查以至银行的营业时间和休息日等，都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关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和宪政建国设计的三个阶段实行。军政结束后，在国民党看来，由于人民的知识能力低下，不足以当家作主，难以实行自治，有必要由国民党来代表人民掌握政权，并训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能力。国民党训政以来，受到了包括《再生》同人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对。为此，《再生》的“记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由于何时毕业过呢？何以统一人民一如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可见训政之说真不值一驳。所以即主张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势必亦得不着训政的结论。”在批评训政的同时，“记者”还提出“民主政治仅仅是一个原则”的主张，认为只要“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使民主政治为之实现”即可，根本无须等待国民程度提高后再考虑实施。按照这个原则，中国实施民主政治“能实现到百分固然是好；若使不能，则九十九分亦好；再不能，便降至九十八分亦未尝不好。照这样下去纵使降至五十分或四十分，却都不能说不是民主政治。”所以，人民程度问题“只能作为实施时酌量的根据，而绝对不能作为反对或延缓的口实。”“记者”认为，既然国民党的知识能力远没有高到“毕业”的程度，国民程度的低下也构不成必须接受训政的理由，那么国民党训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国民党为其训政进行辩护，如国民党领袖人物汪精卫、于右任，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来辩解与拒绝结束训政。他们拒绝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一是国民素质太低，不经过训练，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和宪政；二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三是以往的民主政治，弊端多成绩少，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四是现在主张宪政的人，有些是从前的“官僚政客”，他们不配谈宪政。针对这些理由，《再生》发表了数篇文章，进行批驳。

《再生》在讨论完关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之后，接着探讨了自由与效率的关系。这里所谓自由，是指个人的自由或社会的自由，效率则指政府的行政绩效。自由与效率的关系，实际上关涉的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利的边界问题。自由过度，难免会影响效率，而一味地追求效率又终将会危及自由，如何协调自由与效率的关系，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孰重孰轻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流派，《再生》把自由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但在国难当头的特殊环境下，他们也集中行政权力以增加效率的必要性以相当的认可，于是，寻找自由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就成为他们探究的一个焦点。同自由与效率相关的话题是民主与独裁，因为效率的高低或追求效率是否会危及自由，是与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形式关联的，或者反过来说，采取不同的制度会导致不尽相同的效率与自由间的关系模式。《再生》以为复兴中华民族是“需要一个大智慧的”，它在为这个大智慧所作的种种“创造”中，首先着力的就是制度问题。“我们的意思既不同于无条件主张民主政治的人们，却亦决不同于主张中国不适于民主政治的人们。”针对人们以“非民治的趋向已是世界的潮流”为理由反对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再生》表示：“老实说，当一个国家在紧急的时候，容不得发言盈庭日中不决的事情出现。我们亦承认普通的民主政治诚有效率迟缓与力量分歧的弊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认同了提高效率，就必然会损害自由或有悖于民主政治原则的说法。它以英国的战时内阁很能集中全国力量，做起事来亦非常敏活、迅速、效率很高为例，试图证明“这样的政府所以能集中权力正由于根据民治主义的真正精神”，“政权的集中，换言之，即行政效率的加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对于苏俄、意大利等国的专政，《再生》也有类似的解释。一方面，它承认各国为了应付和解决自身的危险和苦难，都“不得不要求有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从容论道的民主政治不能不有变化。”但就实质而言，俄国之所以共产党专政，是和英国之所以有混合内阁一样；意大利之所以有棒喝团专政，亦是正和俄国之所以有共产党专政一样，“同是应他们的紧急需要”，“权限自不能不求其统一与集中与敏活”而已，至于民主政治的原则，则是“不摇动的”。

结合民主与独裁之长，避免二者之短，是《再生》建构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除此，科学的原则也是《再生》构建民主政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再生》将科学原则纳入自己的视野，承认国家“是一个异质的结合”，所以各个人应有自己特定的职司与岗位。同时，技术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推进，使“近世的政治一天一天想着借重专门家知识的路走去已是无可讳言的。”重要的是，专家要脱离党派，从事行政，行政各部也要做到专门化，从而保证行政的“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与统一化”。这些都是科学原则的要求。在兼顾了诸多因素后，《再生》提出了政治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则，即“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具体表现为：第一，“以民主政治为基本原则，依国情充量实现之”；第二，国家政事注重效率；贵乎敏活切实，社会文化欲其发展，当任其自由歧异，以此而为集中开放之分界；第三，政治制度中，使专家占有地位，以减少党派操纵与捭阖之作用。在这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再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修正的民主政治”。张君劢在《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算是“修正的民主政治”的纲领性概述。张君劢指出，国家超然于党派之上，行政驾于立法之议会之上，行政以事权集中于办理者之稳定为要旨。可见，除了强调专家政治外，“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坚持传统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向独裁靠近，从而保证行政的稳定，达到举国一致目的。朱亦松也赞成中国建立一个极有力的政府。“修正的民主政治”是30年代思想界最为详尽的民主政制方案之一。《再生》曾指责胡适“胡适先生虽然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但也没有指出怎样的民主政治才能渡过我们目前的难关”。许纪霖教授情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时，指出，从学理层面看，胡适等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及有系统论述的张君劢、张东荪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此评价中肯。30年代，中国的民主论者大多都停留在对民主之上于中国意义的判断上，满足于几声宪政的呐喊，却疏于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建构。是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还是另辟新径？况且西方的民主政制模式多样化，是效法英国模式，仿行美国模式，还是借鉴法国模式？胡适等民主论者都只顾着与独裁论派的唇枪舌战而未兼顾这一问题。《再生》对此表示了留意，在结合中国国情与西方民主政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不管这种政制建构的可行性有多大，其在思想史层面的意义是较大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因应时势变化及在多年组党夙愿的驱使下，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于1932年4月在北平秘密成立国家社会当，同时宣布成立“再生社”，并发行《再生》杂志，张君劢担任主编，主要撰稿人为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诸青来、牟宗三、梁实秋、王造时、潘光旦等国社党成员或与国社党关系密切者。《再生》以指出新途径、提出新方案，“致中华民族于复生”为宗旨，展开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救国方案的建构。具体察之，在经济上，30年代的《再生》提出了“改造吾国为近代国家之整个计划之最高原则”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再生》在世界经济形势的宏大背景中，对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行了辩证的、一分为二地看待：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困境，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理想的价值及现行制度的某些合理因子；既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繁荣景象，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又时时警惕苏联经济破坏性的一面。在这样的思维引导下，《再生》提出了自己经济建构的一个基本方向，不是走非此即彼的绝对的路径，不主张以一者代替另一者，而是力主综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处，摒弃二者的短处：“现时所需要的，不是单一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或是共产主义，乃是经济的二元论，一方面保持资本主义，以便利哪些适于资本主义的人，同时辅以共产主义，以便需要共产主义的人。”质言之，即国家社会主义。何谓“国家社会主义”？《再生》对此并没有确切的界定。根据其论述于阐释，国家社会主义可以概括为：借鉴苏联，坚持国家、民族为本位，采用国家统制、计划的经济手段，辅以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业治制度，保留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个人财产私有权，是一种结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处而力图规避二者短处的混合经济。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经济自给与独立，即民族自活；一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不平等，即社会公道。在概念中之所以强调“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社会主义采取国家经营与监督的形式；二是国家社会主义是“以其为求无国家生存之集合的经济”。前者强调的是经济的主体，后者强调的是经济的目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途径，二者代表了民族自活的精神。《再生》之所以要坚持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经营与监督权，认为这是由我国的经济形势决定的。但是，《再生》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并未完全否定经济私有权。

张君劢的文化思想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特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张君劢认为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儒学为本”。发展中国文化还必须立足于本民族，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因为文化之为物发之于内，由精神上的要求见之于典章制度，其性质为自我的独立的。一国固有文化的成立，必须植根于国民自身的特种人生观中。离开中华民族的特质，离开儒家思想的传统，就谈不上中国文化。第二，在坚持“以儒学为本”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吸收欧洲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就是要引进科学、民主和理性的精神。张君劢认为，现代西方文化主要从三个运动而来，这就是宗教改革、学科发展和民主政治。第三，强调“双方并重之旨”也是张君劢文化观的重要特点。在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的关系上，他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民族大自由中，才能得到保护，才能养成，民族大自由要去掉，个人自由就无所附丽。但是，个人自由乃是民族自由的基础，所谓政治学术宗教艺术等都是发自于个人的精神自由。第四，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一样，张君劢也极力反对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以物质条件为历史变动之因，谓一部人类史系于物质与阶级问题，“其所见未免过于简单”。张东荪向往和追求的是一种“自身具有很强消化能力”的民族文化，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一个文化因为有其传统，自不能凭空斩断旧有的而移植外来的。但即同处于一个地球上，便却必须有文化之流布。中国虽自有其道统，但不能不吸收西方文化。”张东荪特别重视民族固有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的重心“在于自己以外的神或自然界”，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既不拿自然法来套在人的头上，又不以神来吸取人的归依”，因而中国文化“在人类中放一异彩。”他一再表述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关心，主张要维护独立的自尊人格。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是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他一生竭力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拉斯基作为工党的成员，既要维护英国政治体制，又对社会主义充满向往，所以其致力于寻找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的道路。拉斯基作为欧美学界的风云人物，与民国思想界也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中，蕴藏着诸多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时代特征。这种形态实际上顺应了当时知识界寻求强国出路的思想发展方向。

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时，拉斯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士的认同，他们不仅大力宣传其思想，并主张运用于中国。这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的框架纳入自由主义的框架中，另一方面西方思想界实际上的分裂给则中国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思想，这种背景也使得拉斯基的自由主义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28年，由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创办的《新月》月刊，多倾向于批判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而拉斯基的话语就成为了他们重要的借鉴对象与思想来源。

总体来说，拉斯基的新自由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灾难时期”，这就让新自由主义不追求构建一种封闭的、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调整、修正与革新之上，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希冀在政治与实践之中充分展现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意图。从这个角度来讲，拉斯基的新自由主义更侧重于表现方式与路径，注重因势利导，对于自由主义的本质还是坚持的。

民国时期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进步思想的渴求，拉斯基重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路径无疑吸引了这些人。民主与自由是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追求，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拥有一定的市场，这又为拉斯基的学说做出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进而引发较为广泛的关注。毕竟，与欧美列强而言更多作为学术探讨的思想研究不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们，大多期望经由进步思想以发掘救国富民的新道路。

《独立评论》派多由中国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留学期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熏陶，在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中国的蓝图。的确，西方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其牢固的根基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个体的人对民主及其衍生因素的尊重。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毕竟为数不多，虽然他们是时代的精英，对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很难直接影响更多的国人。所以，如何将他们所谙熟、吹捧的民主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独立评论》派面对的主要课题。若想更好地起到影响民众的效果，必然要选取民众关心的主题进行宣传，自由宪政作为国家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独立评论》派关注的重点。

《独立评论》派对于自由宪政的目标是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这包含了人和物两个层次。自由和进步都需要一个成体系的制度作保证，而且应当是一套为全体民众所尊重的规则，以此为基础制度才具有成为法律的可能。法律体系的根本在于有一部以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为中心的宪法，那么拥有这样一部宪法就成为实现宪政的起点，进而为实现民权提供保障，民权是个人自由的保证。所以，对《独立评论》派而言，制定一部“真正”的宪法就成为自由宪政首先要实现的目标。

在《独立评论》派看来，自由宪政的实现途径必然要以结束训政为开始，而这需要当政的国民政府予以认可。《独立评论》派虽然堪称民国精英，却难以直接影响国民政府以开启自由宪政的进程，所以最大程度地发动民众，让他们认识到自由宪政对其个人权利的意义非常重要，就成为他们着力的方向。

本节选取的材料，集中重现了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又以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为重点。多数材料以实现自由宪政对中国的意义为落脚点，在当时这些介绍材料即希望让有识之士意识到自由宪政的意义，以壮大支持自由宪政的声势，最终在现实层面造成实践这些理论的条件。

现代化的讨论必然要引出以什么样的政制形式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同时由于国内“福建事变”的发生和国外国家干涉思潮的兴起，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便热烈起来。

在民族矛盾日渐紧张的形式下，是优先考虑先有一个集中统一的能维持基本秩序的中央政府，还是更加重视这个中央政府产生的民主程式？面临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知识分子不能不再次思考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亦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国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统一，从而保证中华民族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中存活下来。一些原本信仰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分子，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钱端升《民主政治乎？集权国家乎？》两篇文章发表于报端后，立即遭到胡适的批评，随后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丁文江、吴景超、陈之迈、张佛泉、张熙若、胡道维、张君劢、张东荪、陶孟和、陶希圣、罗隆基、常燕生、萧公权等人也先后加入争论。争论主要涉及的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价值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现状分析和中国应行民主抑或独裁这三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国难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

在一些争论者看来，与独裁政治比较，民主政治具有不可克服的严重弊病。但更多争论者认为，独裁政治纵有问题，但凡是制度就一定各有优劣，但相对于其他政治尤其是独裁政治来说，民主政治更为合理一些。和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之不同价值相联系的是对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之现状的分析。在一些争论者看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国际间竞争的加剧，民主政治正走向衰颓，而独裁政治则开始兴盛起来，并将取代民主政治而成为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潮流。钱端升、张金鉴、朱蔚如、张弘等持此说。反对者认为，民主政治并没有衰颓，独裁政治也没有兴盛起来，更不可能取代民主政治而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20世纪30年代，舆论界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讨论相当热烈。一方面是因为时代要求这些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这些要素，而这些要素，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又似乎是造成中国国落后挨打的原因。

仅仅从政治权利出发，当时民众无疑处于任统治阶级宰割的境地，社会阶层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局面，人权得不到保障，实现平等更遥不可及。王造时等人作为社会文化界的精英，饱受西方人权理论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状况的现实，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如此一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了当务之急和研究重点。民主宪政毕竟只是静态的体系构架，而当时中国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构建怎样的框架，而在于如何去构建框架。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置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于何地。

事实上，国民受压迫已久，不光对国民政府没有多少信任和拥护，甚至对国民政府所推崇的任何要素都嗤之以鼻，殊不知国民政府对未来的描述也就是缓兵之计。王造时等文化精英对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虽然意欲否定，但也只能通过宣传和进言等和平的方式或者搞个类似游行示威的集体活动，来表达自己的见解，顺带着“挽救”一下病入膏肓的国民党。

当然，王造时等人也深知因势利导的重要意义，面对国民党习惯提及的国民要精诚团结的口号，王造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认为只要当局实行了宪政制度，保障了民众的权利，满足人民正当合法的要求，精诚团结的局面自然就可以实现。由此可见，王造时等人对于民主宪政的追求，最初还是以国民政府为原点开始设想的，若能够让国民党成为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自由权利体系中的一份子，那么继续奉行国民政府的统治，也是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不过，这种最平稳的状况，不但人民大众缺乏热情，连他们自己，都不会去奢望。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争取扩大民主、保障人权的社会政治团体，主要由国民党内部的左派人士和社会上无党派左翼知识分子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鲁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密切配合，写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的统治予以抨击，因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陈独秀最初使用的是“人权”“科学”两面大旗，后来他将人权改为民主。这一变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人权概念可以被民主概念涵盖，发展人权的同时要注重发展民主。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即要发展民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中国的人权，具体表现为营救被非法关押的政治犯和争取言论自由等。同盟成员不畏艰难，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同盟被迫解散后仍竭力为争取人权而奋斗。同盟一方面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实现政治革命而奋斗，因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另一方面要维护基本的人权不受侵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自由。民权在西方译为“civil rights”，突出的是在人权方面的含义；孙中山则将民权视为“people's power”，即强调了民主的含义。由此，民权的保障需要从这两方面着力。为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权利，保障人权，就要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在同盟为争取民权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和它站在一起，共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虽然仅仅半年，但作为团体的发展历程本身就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里有不少国民党元老。宋庆龄的身份自不必说，而蔡元培和杨铨都是孙中山革命早期就参加了同盟会，杨铨在民国以后曾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但是，即使声名如此显赫的这些人，其人身安全仍然面临着威胁，当时的人权状况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存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问题，连国民党元老都站出来反对国民党政权，其统治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各界首次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不仅存在，而且并非远离现实，蒋介石一直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弱化了自身的实力与注意力，使日本侵略者更易于侵略中国。所以，当民族危机切实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之后，国民党的言行与人民的期待愈加背道而驰。

“中国”的概念虽然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久，但历史渊源却非常久远，这也促使国人对自我族群的认同特别强烈，相对于西方流传过来的，以意识形态等要素划分群体的方式，中国人对“内外有别”一词无疑有着更深的体会。一时之间，呼唤民族复兴的声音超越了党派、阶层、政见的歧异，不约而同地迸发于中国大地上。许多报刊都发表以复兴为题的文章、社评，有的还开辟专栏，讨论中华民族如何复兴。

关于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问题，报刊舆论一方面强调团结，这主要是针对国共双方对抗的关系而言的。作为拥有武装力量且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并有着自己坚实信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对于未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乃至实现民族复兴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国民政府作为全国性的政府，在面对民族危机之时，应该有气魄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政治势力，以团结一致，共同御侮。另一方面，报刊舆论还强调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时，做好中国自身未来的规划同样重要。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积贫积弱到一定程度所必然面对的危机，虽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导致事变的主要因素，但中国的贫弱则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因此，积极地研究、描绘民族复兴蓝图的必要性就凸显了出来，只有让民众认识到唯有自强才能在当下世界拥有一席之地，真正的民族复兴才有可能得以真正实现。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以胡适等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以民族主义统一服从于个人主义，且淡化帝国主义侵略，甚至颇有落后挨打理所当然的思想倾向。但九一八事变之后，《独立评论》派将关注的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

《独立评论》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支持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虽然九一八事变对国人带来极大震动，但日本并未对华北采取大规模侵略行动，中日双方在军事政治方面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这也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供了一定基础；第二，反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热情。在《独立评论》派看来，青年学生激进的爱国热情必然在现实中危害他们自身的安全，且无益于事态的发展；第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虽然民国时期的中国自身尚处在困顿之中，但知识界精英的视角却一直着眼于世界范围内，这种大视野的审视也是为了更好地矫正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造就的弊病。

不过，《独立评论》派作为一个普遍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群体，追求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个人主义则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强调个人具有不可化约的价值和尊严，以此为核心形成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因此它与强调民族集体利益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紧张冲突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时至九一八事变后，反帝民族主义几近取代传统道德，成为近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具有价值的合理性、合法性地位。

虽然《独立评论》派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仍堪称保守，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却是一种为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负责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深思熟虑的理性，即理性民族主义。

《时代公论》创刊于1932年4月1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首都南京面临日军的威胁，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南京一片萧条。有感于民族危机深重，中央大学教授张其昀与杨公达商量，决定创立一种刊物来呼唤民心。《时代公论》以“对内鼓吹国家统一，对外号召全民抗战”为宗旨。“批评政府、鼓励民心”，言辞激烈，一时声名鹊起。

《时代公论》派的民族复兴思想，涉及国民党的复兴、中国革命的复兴、经济的复兴、教育乃至儿童的复兴等，特别是民族精神的复兴，而民族抗战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途径。

杨公达关注国民党的复兴。他从分析国民党内部组织入手，对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涣散非常不满，先后发表数篇讨论国民党危机的文章，包括《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国民党复兴论》《革命的回忆与国民党的复兴》等，阐述国民党危机的原因，为国民党复兴寻找出路。他认为，造成国民党危机有三个错误，即“第一个错误，便是居革命党之名，行普通党之实”，“第二个错误，便是粉饰党的统一，舍不得分家”，“第三个错误，便是党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责不自负，而由不负责者负之”。关于如何挽救国民党的危机，他也提出三点建议，就是“党政思想化、党员职业化、党部要简单化”，其重点则在于从组织入手改造国民党，具体办法为：“立刻整顿党部组织，立刻造成党部的干部，立刻恢复党部总理制”，以真正完成国民党的统一工作。

民族复兴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振兴。针对国人对外敌入侵或无动于衷，或意志消沉，或只有五分钟的热情等现状，他们认为，必须树立民族的自尊，加强教育以培养民族的情感，发掘历史以增强民族的自信。“我们要恢复民族精神，根本要从人格教育做起，无论何人，不能否认。”教育方面，特别是对于儿童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国家应有整个的计划与系统。而全国的儿童亦应自觉自悟与自信，创造新中国是我们的义务，复兴中华民族是我们的责任”。

《时代公论》派认为：“抗日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基本工作，必经步骤。所以必须有个以抗日为目标的简要而必行的方案。”日本不仅要占领中国东北，而且要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国民政府“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政策过于消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进行积极抵抗甚至“超抵抗”才是唯一出路。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由于国人民主素养低，不具备实行宪政的条件，而且目前最紧要的是一致抗战，因此有必要坚持国民党的训政与独裁。这又与国民党的复兴联系在一起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全国各界人士为抗日救亡发起组织各种社会团体，以凝聚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新中国建设学会即其中之一。它将“新中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中国能否复兴关键在于“新中国”能否建成，“新中国建成之日”即“民族复兴之时”。

新中国建设学会指出，就中国的实际而言，“民族复兴”中的“复”是指“把次殖民地挽回过来达到独立的地位”，“兴”则指在恢复独立地位之后，“逐渐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就此而言，学会所说的“新中国”、“民族复兴”都旨在“实现现代化”。学会还指出“欲求复兴，必从事建设”。可见，学会把“新中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统一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其中“民族复兴”是救亡图存的最终目标，“新中国建设”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这也很好地诠释了学会的宗旨：“集合全国有志致力学养、共图国家及社会之新建设”。

新中国建设学会认为，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安稳过渡。当下国际间有两大问题，使各国政治家、经济家疲于奔命。首先是世界经济恐慌，绵延不息；再就是未来战争，为祸不测。学会认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必然与当时国际间这两大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如果中国在此方面有所作为，则必然是引领另一个时代的潮流。

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对于全国各界来说，首要任务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学会，研究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自然是适应形势的。新中国建设学会探讨救亡图存方案以供当局采纳，这就让它即有了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也起了政府咨议机构的作用。在民族复兴思潮的熏陶下，新中国建设学会的成员将个人理想与实践相结合，不仅仅对人民群众宣传以启发民智，还试图在现实层面影响政府，试图以实践促成民族复兴，这在当时成立的组织中，是甚为难得的。

救国会全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1936年各地救国会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一个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左翼政治派别，组织领导人为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抗日救国的活动和主张，在当时的爱国团体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

救国会坚决抵制对日妥协的主张，认为抗日的态度必须坚决，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论点。如此一来，救国会的抗日救亡主张必然将批评的矛头对准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救国会当时就认识到，正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政策，让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五年内，不战而丧失一百六十万方里之土地，五千余万之人民。而蒋介石政府坚持对日妥协政策的主要原因竟然是集中精力进行“剿共”。救国会对蒋介石政策的祸国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遂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

救国会坚定的抗日决心绝不是单纯出于一时爱国热情的冲动，他们早就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和吞并中国的野心，认为日本的行动不单单是哪几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国家的选择。所谓国际调停，非但起不到遏制日本行动的作用，反而让日本认为中国国民政府软弱可欺。

当然，做出这样的判断，也是救国会基于日本的国情为基础的。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在技术进步进入瓶颈时期，能缓和其国内矛盾、支持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的道路唯有对外侵略，而中国是日本首要的侵略目标。所以，在救国会看来，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是符合当时需要的。

在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救国会尽一切努力，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也反映了中国进步的知识阶层不仅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同时也能够较深入地洞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符合民族利益的大政方针，他们的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农村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正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为举国瞩目的对象。在“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吁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也为民族复兴找寻起点。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从中国急剧动荡的时代出发，目睹中国的贫弱，立志救国。他们以对中国社会的独特认识为基础，提出重建中国乡村的理论和方法，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民族复兴的最终理想。

乡村建设派认为，就中国的社会现象而言，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日趋败坏，呈现出旧辙已破而新轨未立的混乱现象；就其本质而言，问题的症结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进而成为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以，乡村建设派认为，中国没有革命的原因，只有建设的对象，而建设就要从乡村着手。

中国的民族复兴，必然要以适应世界发展为基础，但我们却无法走欧洲近代的道路，也走不通俄国共产党发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乡村建设派认为，只有通过中国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逐渐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而完成民族复兴。

乡村建设派认为，通过乡村的建设，就能够实现促兴农业引发工业，从而将有知识、有眼光、有方法、有技术的人吸引到这种建设模式之下。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梁漱溟看来，应该以农民的教育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乡村整体改造即其平民教育思想的自然延伸。

1935年1月10日，国民党CC系所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授命何炳松、王新命、陶希圣等十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一十宣言”），他们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大纲，揭开了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的序幕。《宣言》认为，中国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他们看来，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民族的特征、文化的特色已丧失殆尽。他们提出文化建设的方法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对传统文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欧美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

5月10日，十教授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又称“五十宣言”）。他们进一步说明，我们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尽量吸收”那些“足为我们营养的资料”的“外来文化”，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因为中国此时最需要的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而唯有实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提高民族自信力才能达到目的。

《宣言》是与当时国民政府开展的旨在倡导旧伦理道德的“新生活运动”相配合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其中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却引发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名流学者纷纷撰文，就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和主张。由于《宣言》将矛头指向“全盘西化”，西化派的陈序经、胡适、张佛泉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对《宣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责“中国本位”是“中体西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在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派的激烈论争中，还有学者对双方的主张都给予批判。由此，围绕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究竟应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抑或其他，思想界掀起了历时一年多的文化论争。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形成又一次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的热潮。

“中国本位论”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十教授极力辩解“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声称后者把物质和精神分开，而他们则视文化为一个整体。不过，这种辩解恰恰说明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不相符的。

“全盘西化”是与“中国本位”相对立的主张、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30年代，这种思潮达到顶峰，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序经、胡适等人。“五四”以后，复古势力卷土重来，复古空气又弥漫起来。其间，胡适连续发表文章，竭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喊出“往西去”的口号，要求仿效欧美资本主义文明，“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发表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onflict of Culture in China”），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两个概念，即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与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全力现代化”。

“全盘西化”最有力的倡导者是陈序经。1931年4月，他在《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发表《东西文化观》一文，明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1933年底，他在中山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次年初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予以发表。陈序经在演讲中侧面攻击复古运动，正式喊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力主彻底西化是中国文化的惟一出路。陈序经的演讲，在广东引发一场文化论战。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开始后，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1934年1月，陈序经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出路》出版。在书中，他将中国文化的出路归结为三条：一是复古，二是折衷，三是全盘西化，经过比较分析，他得出结论：折衷的办法既办不到，复古的办法也行不通，“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理由包括，一是中国在理论和事实上已趋于全盘西化；二是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三是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西洋的现代文化是现世的趋势。归结起来，他的基本认识即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地接受西方文化。“提出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整个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这是我的本意。”他使用了“全盘”“彻底”“整个”等字眼，以表示他的西化之意。

主张“全盘西化”论的，还有胡适、张佛泉、张熙若等。不过，他们就西化的程度也有不同看法：胡适提倡“充分西化”，张佛泉主张“根本西化”，张熙若则主张“大部西化”。这些说法在本质上都是要最大可能地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就连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都承认“全盘”并非百分之百。这几种“西化”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要将中国整个“西化”。

“全盘西化”派与“本位文化”派间的论争，是东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他们自身都有理论上的缺陷，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全盘西化思潮也逐渐势弱。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不懈追求。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和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中国经济愈加衰弱，而日本的入侵，更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创刊周年纪念。为此，《申报月刊》特地组织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向当时知名人士征稿。陶孟和、樊仲云、吴泽霖、周宪文、郑学稼、金仲华、吴觉农等人纷纷撰文，各抒己见。《申报月刊》共收集26篇文章，其中短论10篇，专论16篇，论者大多应编者要求，从经济方面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刊物也纷纷跟进，加入这一讨论。

这次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几个先决条件。就这一问题，多数人强调了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源，有的指出是法治不严、政治不修明、社会不安定，有的则明确提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反动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哪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以及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相当多的人主张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26篇文章中，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即个人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其余的，有的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有的没有明确提出具体走什么道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这次讨论可以看作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和朦胧的发展意识。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与20年代东西文化论争时，人们为西方文明进行较为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了相当的不同，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世界发展潮流认识上的进步。近代中国人从主张“欧化”“西化”到主张“现代化”，不只是名词上的改变，更折射出在如何看待与处理中西文化以及寻求中国出路问题上的观念转变。

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还一步深入到如何挽救当时农村经济的衰败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崩溃。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时世界性经济危机已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衰落；还有就是国内的天灾人祸，连年水旱灾害、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等。自20年代末起，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农村建设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之一，焦点即“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参与这次争论的主要包括以下派别：一、“以农立国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章士钊、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以发展工业。二、“以工立国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等。他们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前提，只有振兴城市工业才能挽救农村危机。在争论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在于许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三、“调和派”，这一派人数不多，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他们试图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所谓第三条道路，不过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四、“先农后工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翁文灏等人。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他们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五、“革新制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许涤新等。无论是“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还是“先农后工派”，他们的共同点为强调与现政权进行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回答。在他们看来，从政治层面来说，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地位，首先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这场关于工农立国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众多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参与其中，积极为国民经济发展探求路径。这场争论探讨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发展方向与重心等诸多问题，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认识，对于探索中国建设发展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相伴而生。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发生分歧，并反映在中共党内。中共六大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观点，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陈独秀等一部分人则接受了托洛茨基、拉狄克等的主张，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革命目标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他们被称为“中国托派”或“托陈取消派”。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9年11月，《新思潮》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新思潮》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登了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指出封建半封建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被称为“新思潮派”，代表人物包括李立三、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左翼文化人士。1930年3月，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阐述了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并对托派的主张予以批驳。

托派的主要阵地是1930年创刊的《动力》杂志，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动力派”。严灵峰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等文章、任曙出版小册子《中国经济研究绪论》，阐明其观点。他们无视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广大农村还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也纷纷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但还存在封建势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此外，在论战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阵营，即所谓中间派，如胡秋原、王礼锡、孙倬章、王亚南等。他们的参与，使这一讨论超出了党派斗争的范围，而成为一场涉及全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大论争。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主要围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三种势力的相互关系展开，中心是中国目前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中国革命问题。论战开始于1928年，1930年前后全面展开。以后重点又转到中国社会史问题上来。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今天是昨天与前天的发展。弄清楚历史上的问题，有助于认清今天的现实问题。关于现实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不能不联系到对中国历史的探求。同时，陶希圣等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名义，提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论点。由此，论战从现实转向历史，引发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规模论战，参与各方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何谓封建社会、中国历史的断限与特征、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展开。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

1928年，郭沫若避居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1930年1月，该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在书中，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第一次描绘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也适用于中国国情。此书的出版，为以后各方继续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针对郭沫若的主张，陶希圣、李季、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等人提出不同见解。他们否认中国经过奴隶制，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把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的社会说成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

1931年4月，上海《读书杂志》创刊，主编王礼锡提倡“兼容并包”，延请各方人士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创刊号开辟“社会史论战”专栏，发表陶希圣、朱其华讨论中国社会史的信件，以吸引读者的注意。该杂志先后刊出四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将论战推向高潮。1933年，《读书杂志》被查封，论战继续在其他刊物进行，但有关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已渐渐退去。

1937年，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总结了两次论战的情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评论，对这两大论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中国是农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农村。由于农业是中国的主体产业，农村占据着中国的大部，若能明确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也就容易理清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领域，逐渐从城市和工业经济深入到乡村及农业经济方面，即从中国农村社会的角度去更深一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前两次论战偏重于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论证，往往缺乏较完备的实际材料。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正陷于崩溃的境地，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而集中在城市的资金又找不到出路，各方人士提出了各种挽救农村破产的方案，诸如复兴农村、救济农村、乡村建设等。这些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提供了现实材料。争论的焦点问题包括：第一，依据什么标准判断社会性质；第二，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第三，关于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论战主要在以下两派之间展开：

“中国经济派”：以《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认为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人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认为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优势地位，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

“中国农村派”：以《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反驳王宜昌等人的主张。他们首先从方法论上驳斥对方“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论点，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观点是不对的。指出农村问题的中心不是生产技术或资本问题，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商品经济不但没有改变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依然占据优势地位。

以上三场大论战，以中国现实社会性质问题为中心，上溯近代、古代，延伸农村，参与者广泛、人数众多。论战的最大成果，即在理论上第一次较为充分地阐明了中国现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为毛泽东后来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新启蒙”这一名词实际上早在1933年就有人提出，但当时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真正作为一个运动倡导并开展起来，是在1936年秋到1937年夏。1936年9月10日，《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刊登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新启蒙运动当作问题提了出来。10月初，陈伯达又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上发表《论新启蒙运动》一文。两篇文章对于文化上的救亡主义、反武断主义、文化上的大联合、文化的民主主义已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

上海《读书生活》编辑艾思奇撰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首先予以响应。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文化状况是“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左翼文化人士的倡议，迅速引起文化界的关注。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针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和改革方向，各抒己见，展开讨论研究，并逐步形成一场影响全国的文化运动。1937年4月，朱光潜在《大公报》发表《中国思想的危机》，揭示中国思想的危机在于只有“信仰”而没有思想，褊狭的、独断的政治的信仰代替了“根据事实与逻辑而辛苦讨探”的思想。1937年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纪念日前后，讨论达到高潮。北平许多报刊推出“五四”纪念特刊，重新估计“五四”和阐发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内容。5月中旬，启蒙学会成立，专门研究和推动新启蒙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思想自由”及“追求真理反对封建思想和奴化思想”等口号，得到南北知识界的支持和响应。

新启蒙运动是在强烈而急迫的民族危机之下开展起来的，是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号召，试图突破“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促成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其发生固然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同时又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密不可分。在抗战前夕，国难当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时代的需求。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民族联合战线发展过程的起点”，“是落在知识者层间”。新启蒙运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左翼文化人响应中共的号召，为凝聚民族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而做的一次有益尝试。

张东荪重视哲学的复杂性。1930年3月在《哲学评论》发表的《将来之哲学》一文是张东荪在上海大同大学的演讲，他在文中将科学与哲学相对比进行论述，认为科学与哲学自身都有变化，有着固定方法的科学的变化颇接近于有着固定立场的哲学，而哲学的变化却始终未曾波及其中心；哲学在表面上好像亦趋近于科学了，但这乃是哲学有些采纳科学的方法，而与立场无关。张东荪强调，虽然哲学渐渐接近于科学，却决不是为科学所吞没。

不仅如此，面对胡适等人对哲学的种种诟病，1930年11月20日，他在《哲学月刊》第3卷1号发表《哲学不是什么》一文，为哲学辩护。他强调哲学是不同于科学的一种科学，并高呼哲学“不死”。在张东荪看来，他认为哲学是“一个奇怪得很的东西”，看上去与自然科学相类似，实际上却与社会科学相差无几。张东荪认为哲学善用分析法，却又善于怀疑，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都有哲学化的趋势。

另外，张东荪对于逻辑有着自己的看法。在1935年1月出版的《哲学评论》上，张东荪发表《关于逻辑之性质》一文，他主张“名理”（即逻辑）是个人认识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不是传说中宇宙构造上的自然条理，也不是本体的理性上自身的显示，更不是人们随意所造的一种工具。

早在1931年，张东荪便提出了多元认识论，当时所发表的文章中只是陈述观点，并没有系统地进行论证，经过几年的积累，1936年《东方杂志》发表了他的《多元认识论重述》一文，标志着他的多元论认识论体系正式形成。张东荪说，他的多元认识论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他所主张的多元认识论就是主张主体、客体、事物等各种互不相生，却又互相倚靠，“即认识是一个和合的产物”。在这篇长文中，张东荪系统阐释了自己的多元认识论观点。

叶青是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积极参与者之一。1931年前后，他担任《二十世纪》《研究和批判》的主编，通过这两个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他主要提出了“哲学消灭论”、“物心综合论”和“思维科学论”。

1931年第1卷第1期《二十世纪》刊出叶青的《科学与真理》一文，文中叶青在点评实用主义真理论、感觉主义、人本主义、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意志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二元主义、多元主义之后，认为真理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必然性、相对性、绝对性、具体性和唯一性。叶青认为：“科学的真理观是最正确的真理观。真理的标准只有凭科学才得着正确的规定。”他对实用主义批判道，实用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真理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论，是错误的主义。1931年《二十世纪》第2期刊出其《科学与思想》，该文与《科学与真理》一道强调思想的“科学性”，他简述了科学战胜神学和玄学的过程，认为思想的科学化是必要的、必然的，也是有径可循的，并且科学由自然界而伸张到社会界、意识界，完全是必然的，谁也不能阻止。在文末，叶青指出今后的理论课题就是如何使科学遂其发展，如何使思想成为科学。叶青在《思想的本质作用与危机》一文中，深刻剖析思想，特别揭示思想上的“观念论”和“机械的物质论”是其内生的巨大危机。

1935年第1卷第5期《文化建设》刊出的《读<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后》一文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所宣布的原则归结为“科学、批判、创造”这三个口号，叶青也将自己近几年的文化活动归结于这三个词。他在1935年第1卷第8期《文化建设》刊出的题为《五四文化运动的检讨》的文章中，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表面是复古，其实是革命，让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五四运动从内容上是思想革命，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方方面面的革命，从形式上是批判运动，批判三纲五常、批判孔教。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之道”，应该“记取五四文化运动的教训，彻底批判一切传统的学术思想，大量地介绍欧洲的哲学、科学、文学”，形成适应现阶段之需要的文化。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发表于《研究与批判》1936年第2卷第2期，叶青在文中对形势逻辑与辩证逻辑展开说明。他认为，在作用上，形式逻辑可说是静的逻辑，以研究静态为主，辩证逻辑可说是动的逻辑，以研究动态为主，但这种静态和动态又不是完全绝对的。《论哲学的消灭》一文则从“方法的决定”、“历史的必然”、“事实的证明”、“文献的印证”、“新哲学底性质”等五个部分系统地阐述哲学终究会退出智识界的论点。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开山鼻祖，其哲学思想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1936年第1卷第7期《文哲月刊》刊出熊十力《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答唐君毅》一文。该文详细地论述了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的含义、领域、分工、方法，并透彻解释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之区别，他强调“科学不应反对玄学”，“哲学家更不宜置本体而不究”，如此构建不同于已往的儒家哲学体系。发表于1936年第1卷第6期《文哲月刊》的《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一文，熊十力不同意张东荪的看法，认为宋、明儒学是两相塔合而形成，在文中还与张东荪针对儒家与印度佛家同为玄学的问题展开讨论。熊十力借发表于1935年第1卷第9期《文化建设》的《文化与哲学》一文简要论述了明儒家思想，意图复兴儒家思想，作为其创立新哲学的依据。在《中国哲学是如何一回事》中，熊十力说：“中国人生在世界上最广漠清幽的大陆地方”，正由于此，中国人生命与自然合而为一，就像“儒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熊十力认为哲学和科学的出发点，与其对象、领域和方法等等，根本不同。哲学的出发点、对象、领域、方法等方面不同于科学。发表于《哲学评论》1936年第7卷第2期的《佛家名相通释》是一篇系统的专业论文，为读者解释了“法”“有宗”“空宗”等佛家专有名词。

除此之外，熊十力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在《再与东荪先生论哲学书》一文中，熊十力主张中国之哲学应是知识与修养一致。对于时局，熊十力也有颇多看法。在《要在根本处注意》一文中，熊十力认为：“以为民族复兴的责任，全在领袖的自觉方能担负”，“吾国今日之惨祸，万不得不课其责于领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熊十力评价道：“今日知识分子，如死心烂肝则已，否则根本应提正气”。应如何解决当前之窘境？熊十力回答：“首先要从当局与知识分子以身作则，戒除奢侈贪污，用国货，莫用洋货”，要重视“心理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李石岑对其所推崇的尼采、柏格森哲学发生了怀疑，遂赴欧访学。他广泛涉猎各门各派的理论学说，研究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和思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从了解赫拉克利特、费尔巴哈进而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1929年，他在柏林写了《哲学史上的三个体系》一文；1930年3月，又撰写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一文。1930年底回到上海，先后任中国公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的哲学教授，并从事著述。

《费尔巴哈的思想系统》发表于1930年第27卷第13号《东方杂志》，文中称费尔巴哈为近代思想史上最可注意的人物，其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的思想系统，然后分别介绍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最卓著的个体论、无神论和唯物论。文末，李石岑简述了费尔巴哈由个体论发展到无神论，发展到唯物论，发展到伦理学的发展途径，他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谋全人类之锻炼与提高一个具体的方法。”发表于1930年《教育杂志》第22卷第4、5期的《哲学史上的三个体系》和《哲学史上的三个体系（续）》则介绍了赫拉克利特士的体系、勃洛大哥拉斯的体系、德谟克利特士的体系以及新浪漫哲学之产生。《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一文从形式逻辑的三个基本原理、对上述三个基本原理之批评、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比较三个方面对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论述。李石岑认为：“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一种世界观，而唯物论的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若在根本义说，则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唯物论的辩证法乃是一件东西，即是一种单一的世界观。”

《五十年来新唯心论之发展》、《认识论上的暗礁》、《相对的真理与绝对的真理》等文章皆从认识论出发，首先介绍西方哲士布拉得勒、格林、冯德、笛卡尔、巴克莱等人的观点，然后阐述自己对于认识论的看法。他认为：“新唯物论认外界或自然界或客观界是整一的物质体，不依赖吾人意识而独立感觉是由这整一的物质体所触发而生的”，“一切认识都导源于主观，从这整一的物质体得来的印象。我们的知识只有适合于这整一的物质体之限度内，才是真实的，正确的”。

唯物辩证法论战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迅速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主流。张东荪就说：“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从1931年起，他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和《再生》杂志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等文章，宣传新康德主义，提出“架构论的宇宙观”“多元认识论”等理论。1934年，张东荪又写了《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一文，系统批判唯物辩证法。并将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汇编起来，编成《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

与此同时，叶青打着“新物质论”的旗号，在《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所谓反击张东荪的文章，以机械论批判张东荪的理论，提出“哲学消灭论”“物心综合论”“生产工具论”等理论，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1934年，他又出版《哲学向何处去》一书，并先后编辑《哲学论战》和《新哲学论战集》。

张东荪等人同叶青的论战，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两大阵营。这场论战到1934年左右形成高潮。争论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各个领域，尤其以辩证法为争论的中心。论战的中心在是否承认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普遍性、科学性，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等。

在此期间，艾思奇、邓云特（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读书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这股哲学思潮进行了批判。1933年12月，邓云特在《新中华》第1卷第23期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率先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评。特别是1934年以后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连载《哲学讲话》，较为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张东荪、叶青等的哲学思想予以批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哲学的本质与定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运动与静止、内因与外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阐述。

这场关于辩证法的论战，持续时间较长，涉及问题较多，影响很大。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论战双方的回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也随着日军侵略扩大而坚定了武力抵抗的决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7月17日的庐山声明提出，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8月1日，蒋介石又在南京发表《准备全国应战》的讲话，提出平津失陷我们所得到的惨痛教训，第一是无作战决心，第二是无充分准备，第三是无整个计划。今后我们要在政府一个命令之下，发动整个一致的抗战，必须牢记这些教训。全国上下，人人要有抗战的决心和准备，人人要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中尽到各人的职责，达成一定的任务。8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声明书，历述日军侵华暴行，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不得已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同时，国民党开始改变剿共政策而是团结中共抗战，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只有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地无分南北，年无论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战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去争取民族的生存。”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还发表对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提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11月19日，蒋介石就国府迁都重庆发布谈话称，我们的后方有巩固的根据地，虽然前方军事或有局部的失利，只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这是对日抗战最主要的条件。军事上即或失败，而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和我们三民主义，决不会消灭。越抵抗就越有精神，所以此刻决不能因军事失利而希望停战和妥协。12月26日，蒋介石又对国民党军退出南京发表讲话称：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国民党虽然抗战战事失利，但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拒绝日军的诱降。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讲话，坚定全党抗战必胜信心，称我们此次对日抗战，初期虽不免挫失，但一切胜利条件和必胜的基础，我们样样具备，只要本党同志领导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心一德，团结一致，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指导之下努力奋斗，前进不懈，不仅一个日本不能奈何我们，就是三倍四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打败我们，我们抗战一定胜利，中华民族一定复兴。1938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退出武汉时发布告全国国民书称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国民党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12月26日，蒋介石驳斥了日本近卫诱降的声明，称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至于割地赔款，在这个大欲之前，当然更非侵略者之所重，这表明了也是在抵御日本的诱降策略。

1937年8月7日，南京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并确立了以“持久消耗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即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态势，争取最后胜利。其内容要点为：“以攻为守，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决——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越形势，争取最后的胜利。”在作战应用上，蒋介石要求贯彻七个方面要领：（一）利用地形、坚壁清野；（二）利用时间，旷日持久；（三）利用守势和退避战术，以逸待劳；（四）利用离散及退避作战，以弱胜强；（五）利用他国干涉牵制，以夷制夷；（六）以国力战争为主；（七）努力扩大思想、政治、经济的战线。8月18日，蒋介石在高级军事会议上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四个战术原则是：“以主动牵制被动，固守阵地，坚持不退，军民结合，设法使敌机大炮失效”；“就中日相比，敌方兵力远远大于我国，当然是敌强我弱，如不进行持久战，决无力以应付日军的进攻。”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完成任务。

国民政府为应对日军的速战速决，根据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现状，提出的军事策略是不与日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利用中国的广阔内陆与有利地形，将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日军，“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同时建设大西南，作为抗战的根据地。蒋介石认为，“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简言之，“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1938年2月，蒋介石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败就是决定于空间和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从抗战爆发后的战争进程看，蒋介石的“持久消耗战略”的确达到了效果，符合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现状，且国共军队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抵抗，损耗了日军的实力，并一步步地向内地撤退，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进行。但是这种战略又依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缺少战略相持阶段，属于被动挨打的防御战略。

国民党之抗战建国理论，最突出的表现是主张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在抗战的过程中奠定建国的基础，以“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为最重目标。该理论的要点在于以民族主义对抗强暴侵略；以民主制度集中全国国民力量；以国防计划建设国民经济；以科学原理与方法培养国民道德与增进国民知识。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抗战建国理论的纲领性文件，是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纲领规定抗战建国要以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党及蒋介石。外交上，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扩大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各地武装人民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级机构以增强行政效率，整饬纲纪，严惩贪官污吏，以适合战时需要。经济上，以军事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扩大战时生产。民众运动方面，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各种团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支援抗战；对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充分保障；教育上则推行战时教育，培训人才适应抗战需要。

为落实此纲领，国民政府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政府的建议咨询机构，也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础。蒋介石希望国民参政会担当起抗战建国的任务，达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目的，必须认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无论提案、讨论、决议，以及我们个人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以国家民族为唯一前提，以求得抗战胜利为第一要务！1938年7月，国民党还号召在各地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目的在于“力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为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集中”“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等目的，并对团员提出积极参加战时动员，实施军事训练、政治训练，促进文化建设等任务。正如蒋介石所指出：“本团之创设，非为吾青年个人谋出路，而要求吾青年贡献其能力自由与生命，以为国家民族谋出路；非为吾青年策安乐图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艰危，以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与三民主义之实现。”但三青团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一方面宣扬抗战建国国策，并解释国内外现实情势，同时也以纠正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思想与言论的名义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使团员认同所谓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理论，强调适应“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要求，而达成”国防第一、军事第一”之任务”，要求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全国一致努力进行抗战，利于推动全国的抗战形势，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运动等方面为抗战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在民主政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规定。但纲领仍是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坚持抗战到底及反对妥协投降并未做出规定，且许多规定仍是停留在纸面，在实践中未得到落实。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从对抗战的长期性与国际局势的认识出发，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外交政策原则，“多交与国，孤立敌人，而我们的一贯方针，就是循国联的路线前进，造成与英、美、法、苏联合的形势。”

蒋介石认为国际形势对民族自卫战争的影响极大，应密切注意欧洲局势发展，“苦撑待变”也是国民政府外交的突出特点，希望国际局势的变化加速反法西斯联盟形成，从而利于中国的抗战，这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正面效应。同时，国民政府坚定地与英美法苏等大国站在一起，认为中国外交的基础是得道多助。而相比于中国，日本是失道寡助。同时，中国也利用这些大国与日本关系的变化，来随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积极争取美苏等对中国的援助。而国民党外交抗战目的是一方面是确保国家领土主权及行政的完整；另一方面是为了建设自由平等的国家。

1938年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对外关系原则是：“其一、对于曾经参加之维持国际和平之条约，必确实遵守；其二、对于世界各国既存之友谊，必继续不懈，且当更求其增进。”在此次会议上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也规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内容是：1.“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2.“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3.“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4.“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5.“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1939年11月，蒋介石在五届六中全会上讲话对外交政策曾指出：集中了全国的心思和力量，准对着侵略中国唯一的敌人——日阀而奋斗。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他还更进一步指出：（一）反对日本侵略以保障我主权领土行政的完整；（二）遵守国际公约尤其是九国公约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三）不参加防共协定；（四）外交完全自主独立，不受任何拘束。

国民党强调中国为世界和平及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及其局势变化联系起来考察，强调中国抗战之国际影响及保障世界和平之重要意义。国民党战时外交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故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既非盲目的排外主义，亦非反动的种族主义，而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国民党视中国的抵御日本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举动，视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中日两个民族之单独对抗。这种情况清晰地表明，国民党战时民族主义既立足于本民族之发展，又具有关注世界的情怀，从而实现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超越。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教育上坚持战时当作平时看，如陈立夫在1938年初掌教育部时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指导原则，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教育的要求：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在此次大会上还颁行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就曾明确指出：“对现行学制大体应仍维持现状”，同时积极推行战时教育，提出（1）三育并进；（2）文武合一；（3）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4）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对于吾国文化固有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9）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

在随后1939年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重申了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思想，认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教育的方针。”他强调教育应适应抗战的需要，但也不能为抗战而进行彻底变革，而是在维持旧有教育体制基础上进行改革，要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蒋介石还在此次会议上就战时教育指出：“我们也需要各种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且尤其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各种基本的教育。”他主张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的精神，来扩大教育的效果，强调称，“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知识能力应该提到怎样的水平，我们要建设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以此来制定各级教育的规划。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以蒋介石的训词作为“今后我国教育之最高指导原则”，确定了“礼义廉耻”为各校共同的校训，从会上通过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各项议案来看，都明确地体现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基本精神。

国民党在战时教育思想是继续实行蒋介石整合后的三民主义，并作为抗战教育的指导方针。同时，教育“适应抗战的需要，符合战时环境”，对教育作了新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了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仍基本保留了旧有的教育体制。同时，教育部也强调青年学生，如遇国家需要，应积极响应走向战场，但不适合军事工作者仍应在学校学习。

抗战爆发后，在战时文化政策上，国民“抗战建国纲领”指示：要一方面保持我国固有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一方面采取西洋的科学文化，使物质与精神能够平衡发展。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抗战为建国必经之过程，建国为抗战最终之目的，故建国之文化政策，即所以策进抗战之力量。我国文化工作之总目标，为三民主义文化之建设，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韧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爰依据已往经验及当前需要，订定原则纲领，以为今后共同努力之守则。该纲领还规定：“对于一切文化事业，尽保育扶持之责，以督促、指导、奖励及取缔方法，促成全国协同一致之发展。”

为加强抗日宣传，国民党先后发布《政治部对全国民众宣传大纲》（1938年6月），《战时民众动员指导纲领》（1938年10月），从各方面向民众宣传抗日事宜。在民众团体管理上，则颁布了《战时民众团体工作指导纲要草案》（1937年8月）、《军委会政治部关于加强民众团体管理电》（1939年6月）、《社会部颁布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1939年7月），试图加强管理，将其活动约束在国民党认可范围内。国民党战时还加强文化管制，1938年，国民党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在中央则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随后还成立战时新闻局，加强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先后颁布《国民党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8年7月）、《国民党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7月）、《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1938年9月）、《邮电检查施行规则》（1939年6月）、《战时新闻检查办法》（1939年6月）等条例，对所谓的违禁新闻报刊、出版物进行查收，压制进步舆论。国民党对于党外的图书报刊所采取的主要是控制与扶助并举的方针。国民党一方面对其予以密切关注，注意其言论动向，对于坚决与国民党作对而又无法改变立场的强硬报刊，采取取缔等极端措施。

国民党的战时文化仍是以三民主义及孙中山遗教为最高原则，在保持民族独立基础上，发扬固有文化，以文化力量发扬民族精神，进而为抗战贡献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当时国民党内人士也对战时文化发表看法，主张战时文化应激励民众对于民族的自信，认定“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完成民族主义文化的基础。还有知识分子提出文化也是抗战建国的一部分，文化运动的总目标与中心任务，乃是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知能，发挥全民族的精神力量，推动抗战的进行及最后胜利。

国民政府对三民主义进行了战时新阐释，以强化党员和民众的思想信仰。其中战时民族主义，恢复和继承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之革命精神，集中于对外强调抗战目的在于求民族生存独立，对内强调中华民族统一性，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携手抗敌。其中包含的进步性甚为明显，故得到了战时社会各界之普遍赞同，强调当前抗战正是为了贯彻民族主义的要求，正是实现民族主义所必需；民权主义则是通过抗战“养成民众之自卫能力与自治能力”，并对民众进行有组织的训练，强调先进行统一思想后发展政治自由；民生主义则强调节约与产业复兴，在强化国家资本同时，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以达到增进战时农工生产，奠定战后经济基础的目的。

1939年5月，蒋介石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借研究三民主义，阐述其封建法西斯理论。该文极力发挥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成分，抛弃革命精神和内容，使之成为服务于法西斯的工具，把三民主义的原理和内容，以及实现主义所必要的革命原动力和革命方略，乃至达成最终目的所必经的国民革命程序进行了概括。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把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他把三民主义分为六大部分，（1）三民主义的原理——就是总理思想的出发点，亦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2）是主义本身；（3）是革命的原动力；（4）是革命的方略；（5）是革命实行的程序；（6）是最后的目的——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与国民革命的完成。”在演讲中，还将三民主义与建国相结合，设计了建国的实现道路，指出抗战时“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而同时加紧训政时期工作。提出：我们必须依据三民主义的一贯理论，加紧完成各种建国基层工作的建设；我们更要以“人”“地”“财”“物”“事”作为主要的对象，以期切实适应，使进行格外顺利；也要以“管”“教”“养”“卫”同时并重为原则，使国力民力，均能增进，事无废弛，时无虚掷。要知道军事、教育、经济为构成国力之要素，而在基层工作上无论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以当地之人举当地之事，以从事于“教”“养”“卫”之实施，然后人民能得到切己关系的认识；能踊跃实行他们的义务，亦能享受实际的利益。叶青在1939年创办“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时代思潮》，组织一批国民党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发布多篇三民主义的论著。但叶青提倡的实际是扭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伪三民主义”，通过为国民党宣传进而排斥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借讲民族主义，反对民族团结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三大政策，鼓吹国民政府统一论来反共；借讲民权主义，称为了军事暂不谈民主，宣扬法西斯专制主义；借讲民生主义，宣扬国营实业与“一次革命论”，实际上为官僚资本主义鼓吹，否定共产主义。

国民党确定三民主义为战时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理应在弘扬民族主义之时推进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而不应当仅仅强调民族主义而回避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实现之前提的话，那么民权主义则是三民主义之核心，民生主义则是三民主义之最终目标。国民党在战时强调民族主义、弘扬民族精神是能够理解的，但由此回避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忽视民众之民主要求并取消民众个人自由权利，显然是有很大偏颇的。它过分强调国家自由而忽视个人自由，强调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而漠视民众享有之个人自由权利，强调民族主义而忽视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甚至以民族主义压制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更是有很大问题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以民权主义为核心、以民生主义为目标，而国民党在战时强调民族主义之时极力回避、漠视民权主义，甚至强化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之威权统治，难以满足社会各界之保障民权自由要求，也难以完成为三民主义新中国奠定基础之任务。

为对付中共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1939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下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亲任会长，制定和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主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指出：“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者，自其字义言之，则在个人为集中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面，而提高使用之，在国民全体集中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各个不同的国民的精神力量于一个目标，而共同鼓舞以增进之，整个调节以发挥之，确定组织之中心，以增强发挥之效率者也。”该《纲领》规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共同目标是：“（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从原则上说，上述三个共同目标在大敌当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也有加强民众统治的一面。运动改造精神方面五点：即（1）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2）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3）苟且偷生之习惯必须革除；（4）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5）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实施办法》规定全国各省（市）、县都要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其任务是：宣传与指训、训练与改造、督促与考核、研究与推动，使国民精神总动员得以顺利开展。其主要内容有：（1）宣誓，由主持人领读《国民公约》；（2）讲解《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3）配合新生活运动，对国民进行社会纪律化、国防科学化、生活现代化“三化”教育。

1939年4月1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说，宣布自5月1日起，全国各地全部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4月下旬，国民政府各政要纷纷发表演说、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举行宣传周，进行动员。蒋介石于1939年5月1日在重庆主持誓师大会，大力推行这一运动；规定各省、市、县都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每月集会一次。国民以同业公会、学校、机关为单位，组织国民月会，每月按时活动。之后在全国上下展开了此次运动，中共也参与其中。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有利于抵御日本的诱降，鼓舞振奋军民的抗战精神，“就是集中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但它也有专制的一面，就是“要求全体国民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它分歧与怀疑，不容作其它之空想空论”，“必须认定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乃至牺牲个人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从而要求民众达到服从其统治、统一思想的目标。国民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作为战时国民精神动员之最高原则加以推崇，打着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可以牺牲个人的民主与自由，为其独裁专制提供了借口，也不利民众参与抗战。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专制独裁，巩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指导思想、政治实践和组织形式等方面都表明了其典型的一党独裁体制。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决议确立领袖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总裁代行总理职权，就使蒋介石凌驾国民党中央之上。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蒋介石出任委员长，从体制上确立和保证了中央党政军大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而且也使蒋介石个人独裁达到最高峰，使他以手令指挥党、政、军这种权力行使的非程序化方式更加合法化。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切事务均以蒋介石的手谕、命令行事，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均操在蒋介石手里，“领袖独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战时民族主义之基本原则。国民党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进而将两者对立起来，以强调民族国家利益来取消民众个人自由权利。陈诚曾指出：现在为了统一全国的思想，意志与行动，所以我们必须要绝对服从领袖，任何个人或团体组织，如果违抗领袖，便是破坏统一，无异帮助敌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认为完成抗战建国重任，就必须唤醒党魂，恢复党德，整饬党纪，发扬党史，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主要内容就是要实行“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法西斯专制主义。

在具体措施上，1939年9月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正式在国统区实施“新县制”建设，这是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制度，对县级基层组织机构加以侧地的调整，发挥县政权的作用，便利政府各项战时财经政策的推行和筹粮筹款，同时亦欲乘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并推进保甲制度以进行防共活动。为了加强对思想上的统制，国民党1940—1943年，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非常时期统一社会运动办法》、《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各省市新闻检查规则》；1942年3月，《中华民国总动员法》颁布，这也是国民政府于战时，为集中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力量，贯彻抗战目的而制定，实际上也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统制。1943年战时文化宣传政策规定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会同实施图书，新闻，杂志，电影，戏剧，唱片，广播等有关文化宣传作品，严格审查及检查，禁止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封闭进步书店和报馆，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等。

在战时文化上，1943年的《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指出国民政府战时文化宣传政策之基本方针，首须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根据国情，适应战时需要，从事于体制之创立，力量之集中，思想之清厘，观念之肃正与科学技术之发展。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并于11月12日公布，纲领分六大部分，即文化的意义，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民生哲学，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的五大建设——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的建设；中心工作的实施；文化运动之指挥、执行、考核机构。同时，在重庆举行“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1944年初，国民党颁布《文化运动纲领》宣传及实施办法，明确申明要发扬中华民族固有德性，建立一种新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要保存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优点，一方面要吸收西洋文化的精髓；并提出完成民族文化五大建设为主旨，与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相配合。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之守旧倾向，在其制定的战时文化建设诸多政策中均有明显体现。

国民党的战时独裁结合了中共的封建专制主义与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强调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与崇拜，坚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主义的信仰；认清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为建国的基本目标；确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为律定群己关系的共同标准；其着眼点集中于发扬中华民族固有德性、恢复民族道德方面，但也同时也是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固化。

为防止中共力量在抗战中的壮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还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蒋介石在会上还提出：对中共“应该采取不打它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限共政策，即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使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不断升级。

会后还陆续制定和发布了《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草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方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文件，进行政治防共与军事限共的活动。如1939年1月公布的《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草案》。提出从组织、宣传、民运、特务等方面防范共产党在沦陷区的发展，“健全本党在沦陷区内之组织机构，使每个党员发挥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然后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处处于实际工作中与对方竞争”；国民党1939年4月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要求防止异党的积极办法是在加强对民众团体、乡村、学校控制的同时，消极办法则是还应解散中共的武装队伍，制裁罢工罢课破坏治安者；同时加强保甲编制，发挥保甲对地方的管控，民众实行联保连坐法，防止其同异党分子接近。1939年5月，国民党还发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对于共产党的游击队发展进行各种限制，游击队不能脱离其划定的游击区域发展。1939年6月制定的《共党问题处置方法》还规定，在军事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应听从中央统一军令，不得要求划给地区，不准自由招募士兵，不得就地征粮和扩充武器；制止共产主义的宣传，取缔相关团体、报刊及秘密组织；对共产党员之态度，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

此后，在国民党发布的系列文件中还规定：各边区政府及其地方政权应严令解散，并收回发行货币；加强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事力量，随时进行军事进攻；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各种物资运入根据地；利用特务收集根据地共产党的情报，并派人员前往沦陷区限制共产党发展等。同时，国民党各地方当局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共文件，并定期召开例会研究反共对策，并组织各种反共摩擦。

在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虽然声称实行“政治解决”，但在对内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仍称“中共一贯坚持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攻击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提出要“肃军肃政，加强力量”，纠正中共的虚伪宣传。蒋介石在六大上还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随时准备反共内战。

1943年，在英美表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由陶希圣执笔而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全文共分八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该书出版后，在国民党内外掀起热烈讨论。陶希圣宣称：“这部新著，把中国五千年立国之道，百年来衰落之由，和五十年国民革命的奋斗，五年半抗战的牺牲，无不指出其详明确切的意义”；“集国父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于十万言中，贯之以总裁的力行哲学，张之以抗战的时代精神。”

全书核心仍是在为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辩护，介绍了蒋介石的独裁立场及内外政策，宣扬三民主义是统领中国进步的灵魂，国民党则是带领国家前进的核心，进一步倡导封建法西斯主义，并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思潮，实际上与中共在理论上争夺中国命运的主导权。书中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及革命建国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歪曲的论述。蒋介石在该书中提倡民族文化本位，宣扬封建主义，将四维八德美化成“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根本，而国民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唯一代表。

这本书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发动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书中还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要以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该书着力渲染“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宣扬要在三民主义的最高统领下，由国民党进行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重任，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该书当时曾遭到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批判。

这一时期，国民党还竭力宣传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所谓继承着总理行易知难学说，而从革命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哲学理论，加强蒋介石的独裁思想，国民党文人也到处鼓吹蒋介石的绝对领导地位。1939年3月15日蒋介石发表了《行的道理》。在这篇演讲词中，他阐述了行的性质、行的目的、行的要求、行的意义、行的原动力、行的法则，罗致了一个“行”的哲学体系。该体系带有部分唯心主义的色彩，以其“行”的哲学和封建的伦理政治思想为代表，试图从哲学与历史中进行阐述，要求民众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铲除共产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间党派也纷纷号召全民抗战，举国一致、共赴国难。尽管中间党派的派别主张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号召全民团结一致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用举国的人力、物力为保卫祖国，争取民族生存而战，“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的全面抗战，乃是中华民族图存的最后挣扎，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

中间党派人士还纷纷发表通电，呼吁全民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中间党派反对片面抗战的路线，主张将全民抗战与长期抗战相结合，两者不可或缺，全面抗战的展开，也就是长期抗战的开始，“如果动员了全民而没有决心长期的抗战，或是决心长期而没有动员全民的抗战，胜利绝对没希望；必须全国彻上彻下的总动员，配合到坚持到底的长期抗战过程中，胜利才可以为我们所获得。”

各大报刊也通过舆论呼吁全民抗战，如《全民周刊》、《全面抗战》都刊发大量呼吁全民抗日的文章，诸如动员教育界、妇女界、医药界、科学界、文艺界等社会各界全民动员参加抗战。如在妇女动员上，1938年5月，宋美龄等指导拟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全国妇女抗战建国纲领，希望全国一致地从工作中来组织妇女，从工作中来训练妇女，使全国的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女学生、女工、农妇，或难民妇女，都分别地动员起来，使每个妇女各尽所长，参加救护、慰劳、救济、征募、儿童保育、宣传组织等一切抗战工作。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成立时称：“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

中间党派还重视发动民众力量进行抗战，认为民众是一切抗日力量的源泉。抗战开始后，各方面都感觉到战区及后方的民众组织与军事动员不能配合，因而影响至作战及后方的许多工作不能满意的推动，何兹全对此称：此固是民众爱国意识的太差，实亦民众文化水平太低，有以致之，我们为求速效计，小学教育工作人员均应认真负起教育民众宣传民众的大责任，借以协助抗敌后援会进行，组织民众时，不致发生障碍与怀疑。陈独秀认为抗战需要发动和武装的全国民众，最主要是工农民众，“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有人士还提议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利用民众的力量与援助来支持抗战。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指出：我们相信文艺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桥梁，所以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的打入民间；同时，把民间的实况转达给当局。

中间党派纷纷致电国民党与抗战前线将士，谴责日本侵略，并进行声援。各党派放弃了单独组织武装进行抗日斗争的想法，而是承认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组织下进行全面抗战。

当时中间党派也都在宣言中或通电了表达了拥蒋抗日思想，拥护政府抗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抗战政府，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采取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人士也发表了大量拥护国民政府进行抗战。救国会表示，“随时随地都准备着以他们所有的一切，贡献给他们的民族”，“随时随地都准备着以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去帮助一切非汉奸的团体和国民”，“竭诚的拥护政府并随时随地贡献意见给当地政府”。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1938年指出：抗敌救国既是我们的旗号，我们是一致的拥护国民政府与最高领袖。1938年4月21日，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说“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共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仅有与国民党与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共保，此外亦无所企图”。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指出：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中间党派在拥蒋抗日的同时，也是在要求政府推进抗战到底，推进政治民主。梁漱溟提出：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1938年4月，张君劢代表国家社会党致书蒋介石、汪精卫，信中说拥护国民政府，“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同时，希望对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则政府态度与在野党派所要求不谋而合。

但当时中间党派一些人士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本质认识不清，过高估计了其抗战决心，为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甚至解散了自己的组织，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但其许多民主政治建议并未被国民政府所接受。有些党派认为“全国各党派领袖及各将领们应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完全服从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三民主义，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努力抗战，收复失地，作到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这个重大的任务，不再有与此相背的宣传和组织，更不宜再存军阀式的割据理想和信念”。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些中间党派也改变了对国民党看法，开始认清国民政府的本性，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民主与抗日的活动。

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呼吁从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出发，各党派加强团结，希望国民政府开放党禁，停止反共，加强国共合作抗战，真正做到“国内任何党派御侮旗下共同奋斗，政府自当开诚接纳。”

中间政派强调了团结对抗战重要性，重视国共合作，联合抗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1月，宋庆龄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要求国民党“困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提出国共合作来推动抗日救国大业，“不团结即分裂，分裂即陷国家民族于死亡，故中国之团结，不仅为我全国国民一致的希望，亦即为与我并肩作战的各友邦所一致期待”。特别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再次强调团结问题，他们纷纷要求“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捐弃党见，团结到底”；“不团结即分裂，分裂即陷国家民族于死亡，故中国之必须团结，不仅为我全国国民一致的希望，亦即为与我并肩作战的各友邦所一致期待”。

同时，各党派还呼吁国民政府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的合法活动，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一定响应。1938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首先必须树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实现民主政治，必须绝对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诸自由。1941年第三党对时局宣言中号召：立刻召集各党派，各人民职业团体，国内外地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集中全国意见，共商国是。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重新建立各党派间平等合作的正常关系，并具体的解决党派间的纠纷磨擦，以避免奸人之挑拨离间妨害团结。对于党禁问题，还有人士提出：国民党自身积极起来，提示鲜明的战时纲领和表现坚决的领导行动；一面统一党的意志，消灭党内派别斗争，和改善党的组织，以提高党的真实威权。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如能支持国民党政治主张而自愿解散组织者，国民党固应欢迎；即不愿解散组织而诚意支持国民党抗战主张拥护政府抗战政策的，亦可任其存在。

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有中间党派人士建议：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对于国共两党的认识，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抗战，反对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动，也反对中共的武装自卫，而是从第三者的立场上进行调和，希望中共以容忍妥协求所谓团结；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也反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一些中间党派过于迷信国民党，甚至还有对共产党抱有偏见人士提出过激主张，如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1938年12月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诬蔑，要中共交出边区政权和人民军队，放弃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些主张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在抗日的战略上，中间党派也认同持久抗战。他们也看到中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日本军事实力雄厚，难以短时间内击败日本。但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有充足的优势，日本经过一定时期消耗后会出现兵力、财力不足，中国会在坚持抗战后取得最终胜利。中间党派还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称：“为生存、公理、正义、和平而战，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伟大使命而战，我们是死里求生，不抗战只有亡国，并且还要灭种”。而日本则是少数穷兵黩武的军阀“毁灭公理、正义、人道而战”，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但他们同时又强调抗战必胜，撰文分析中国的优势与抗日的前途，“我们是绝对信仰最后胜利的”。

中间党派还认同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的论述，并认为：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敌人的国度小，他的兵力财力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我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正具备着长期的消耗的持久的战争基础，中国的抗日战是革命的战争，进步的战争，因此在国际上多助，而中国本身的作战力量，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等条件，保证着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必胜，但抗战初时，中国也有着战败的可能，因为中国是个弱国，和日本相较，有着不可讳言的劣势。

中间党派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亡国论”与“速胜论”都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经过长期的战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日本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中国“要抵抗当前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战胜它并驱逐它出境，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必须“忍受长期的痛苦，集中全国物力、人力，运用自己的优长，攻击别人的弱点”。邹韬奋还强调物质上的准备，必须“一面抗战，一面应注意生产的继续”，并且还要在“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之下，作加速度的更紧张的生产工作”他们要求国民政府“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4月，宋庆龄等指出：今后继续发扬全民抗战之伟大力量，完成最后胜利，有赖本党实践宣言及纲领所示各端，及坚决执行一切决议，反对任何消极，与言而不行之积习，幸本党同志随时检阅执行之程度。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也提出持久抗战，认为从过去历史上看，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都经历了一年或更多的时间，而这一次抗日战争与过去又有所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国防力量比过去强大了，而且已经坚持了一年多的抗战，“可见长期抗战决不是不可能的”；第二，敌我双方的人力和物力比较，也能够说明中国长期抵抗的可能性。

中间党派还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特别是声讨汪精卫投降卖国行为。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各党派还纷纷通电“痛斥汪逆主和谬说”，支持各界的讨汪运动。有文化界人士提出：对于一切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破坏精诚团结，违反三民主义及领袖言论的书报，以及或明或暗的为汪逆之卖国行为作辩护的书报杂志，无论它是汪逆直接创办的机关报纸也好，间接津贴的也好，都应一律予以查禁。而且还有人士提议：讨汪运动的展开，不仅靠文化界的笔诛墨伐，更需要把这一运动深入到民众中间。我们只有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来进行肃奸运动，使社会任何一角，均无汪派叛徒藏身之所，这样才能在实际上根本打击汪逆的阴谋。

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认识到“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因此还在拥护政府抗战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的设想。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7年7月10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改善人民生活，坚持长期抗战等八大政治主张；宋庆龄、何香凝1938年4月等提出：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务使我党恢复民众先导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之地位。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先，摈除一切不利民族国家之私见，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1938年9月，中国青年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促进民主政治，完成各级民意机关；厉行全民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在不妨害国家独立与统一原则之下，联合各党共同奋斗；肃清贪污，解除人民痛苦。国社党纲领也提出要“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1939年11月，新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信约主张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吏治清明，铲除贪污，学术思想自由；同时提出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实现国家统一，“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等主张。

1938年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为各党派建言献策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场所。中间党派进一步提出了确定抗日各党派合法地位、根本改变现行保甲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权利、保障出版言论自由等要求和提案。如沈钧儒在1938年参政会提出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提案，“通令全国，凡中央颁布全国通用之统一法规不得变更或违背，致妨害人民之自由权利”；“人民之非依法律手续逮捕者，应立即释放”；邹韬奋等提的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要求报纸言论出版自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1938年；周览等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认为国民如依法对政府表示不满后，政府仍不能设法满人意时，党应分别轻重，加以改正或改组。党应以现有之国民参政会，或改善加强后更有代表人民性之参政会为民意机关，并用渐进的方式，使之具有依法监督行政之权力。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民主党派的参政员恳切希望各党各派共同探讨国事国策，促成全民族的抗战。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1941年11月开幕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民盟按照成立宣言与政纲目标要求，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建立建国基础案》，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政府机关不得歧视无党、异党分子。

1941年，《时代批评》杂志还通过撰文呼吁发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人权运动。该运动主要讨论人权问题，对于国民党的有违人权行为进行批判，呼吁给予民众基本的个人生命的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保障，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居住、职业等自由，改善民生，征收资本税，坚持抗战国策，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立即实施民主政治等。运动强调一切拥护人权运动的力量，不分地位，不分阶级，不分派别，不分信仰，亲密地联合起来，争取人权的保障。在各地，在一切群众中间，组织各式各样的人权运动会，展开人权运动问题的讨论。

中间党派作为抗战中的重要政治势力，其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尽管多数没有被国民政府所接受，但是仍利于推动各界民众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并将抗战与民主紧密结合，对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与抗战的胜利有积极作用。

为了坚持团结抗日，发展抗日民主运动，在1939年9月举行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党治，实施宪政，掀起宪政运动。此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了关于七个宪政问题的提案。如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国民党“以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为第一要义”提出：由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本届大会，推选若干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制定一可使全国共同遵守之宪法；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以杜纠纷，共维国命。救国会的参政员王造时等人提出了《为加强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参政员江恒源等提出了《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示采纳施行案》等。最后经过讨论，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通过了治标、治本方法，如所谓“治本办法”是：（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所谓“治标办法”是：（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在法律上，全国人民（除汉奸外）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以充实和改进，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这一决议案随后在同年11月的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规定在1940年6月底以前结束一切选举手续，确定全部代表名单，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将宪政运动推向高潮。

1939年10月，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十二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宪政座谈会，来推进民主宪攻运动。后在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他们先后召开了八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并成立宪政促进会，详细讨论了宪政运动的实施、宪法草案起草、国民大会组织等具体的问题。他们主张在政治方面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的独裁统治，也不接收资本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宪法，而是以绝对接受民权为原则制定宪法。特别是1940年3月下旬，宪政期成会第三次会议上经过讨论，将宪法草案定名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这是中间党派借鉴西方议会政治的有益尝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这也引发了关于结束党制，实行民治的激烈辩论。同年4月，宪政期成会向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和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等建议案，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对。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以交通阻塞，认为国民参政会提出的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宣布延期，因国民政府根本无意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故第一次宪政运动实际失败。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决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9月18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于是民盟等党派再次在各国统区城市创办《宪政》月刊等杂志，召开宪政座谈会，并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研究会，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1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等十六人再次发起了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从1月至9月，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连续召开宪政座谈会，联络民主人士讨论宪法草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主权在民”，“保障人民一切权利”，并要求其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第二次宪政运动仍然未获得国民党的积极响应，实际成效有限。

中间党派在两次宪政运动中的主张，虽然并没有被国民党所落实，但也是抗战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在民众中起到了民主宪制启蒙的作用，并且其与中共在运动中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密切合作，加强了双方的认识与理解，为以后中间党派向中共的靠拢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后期，中间党派等还继续呼吁民主政治，并对战后民主走向进行了讨论。在各界人士看来，实施民主政治，才能挽救危亡，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民主是战争胜利的关键。他们认为，“提前实现政治及经济的民主，政府施政，须以民意为依归”。实施民主政治，才能“革除贪污，刷新吏治，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甚为活跃，不断发表民主主张。1943年7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蒋介石书提出：“必须实行民主，首先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使人民各本所欲所恶，对政治可以自由批评讨论，舆论有监督之力，然后政治修明，人心悦服，然后民力始能发挥。设以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为目的，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张澜于1943年9月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指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论证了民主政治的实质和特点，抨击了国民党的党治，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实施宪政，当然是实行民主政治。但要实行民主政治，则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将永远无从谈起。盖党治与民主政治，党化与民主化，一党专政与全民政治，根本上便是相反的东西，是不能同时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今天是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罗隆基在《中国需要第三大政党》则提出：倘国家有个有力的第三大政党产生，他在消极方面，能够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他在积极方面，又能代表多数民意，能调剂两大政党政纲政策的分歧意见，于是举国一致，共同努力建设工作，这是中国的幸福。这是中国当前迫切的需要。

抗战后期，中共在1944年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也多表示了响应支持，以争取民主、改良中国政治，主张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权，以抗日的“国防政府”代替现行的中国政府。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也先后发表宣言、谈话，主张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依法成立民主的政府”，实行各级官吏民选制度，成立各级民选的民意机关。叶青等国民党文人反对联合政府认为：联合政府就不合于民主政治，不合于国家需要，不合于中国情形，不合于政治要求了。前二者，是一般的，表明联合政府不是好的政府形式。后二者，是特殊的，表明联合政府不适宜于中国。

各中间政派也提出了自己战后民主政治的设想，呼吁成立民主政府，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1945年初，重庆、成都文化界分别发布宣言，呼吁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军队国家化，从速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民族组成的紧急会议，共同商定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尽速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普选的国民大会，撤销过去由上而下的圈定代表。切实保障人民应享的一切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论、出版、演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自由。

抗战后期，各中间党派逐渐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呼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独裁一党专政，对于民主的认识理解更加深刻，并且与中共密切合作，支持建立联合政府与抗战统一战线，对抗战的胜利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为了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及民族自信，学界还加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宣传研究，对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及全民族抗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有学者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复兴，都要有很大的牺牲，而民族的战争，被压迫的民族，又多能复兴起来；每个同志要立定担负民族战的志愿，而努力于民族复兴的事业。”

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重要组成部分，学者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优秀文化蕴含了很多可以促进民族复兴的因素，而通过文化复兴可以带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复兴。如有学者指出：在战争时代，民族文化的建设，比平日还更重要，它能巩固我们的思想，奋起我们的精神，统一我们的意志，集中我们的力量，指导我们的行动，使我们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要动员全国人民的行动，不应该从思想的动员开始么？在积极方面，只有民族文化的建设，才能从思想上摧毁帝国主义一切力量的泉源；在消极方面，只有民族文化的发扬，才能克服一切错误的理论，以增强国民抗敌的勇气与能力。同时，学者们也强调不能将中国文化过分拔高，也不能说的一无是处，特别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应进行根除，以利于抗战推进。

许多学者对于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还纷纷撰文讨论，以帮助民众树立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念。如有学者指出：盼望举国同胞要自励，不要在民族复兴的途径上作了障碍物；而且也要认清惟有各个份子健全起来，那才算稳固了民族复兴的基础，而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信念也就在这里。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信念既然寄讬在整个民族的觉悟上，因此这次的抗战的重担，也只得由全国民众一同担起来，而不可存侥幸的念头，依赖任何的一个国家。还有学者认为：我们相信要是民族意识能够更普遍高涨，民族精神能更激昂振奋，则击溃已形成疲惫之暴敌，直似摧枯拉朽；民族复兴，立而可待。所以在目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使全国民众都能“痛感于民族生存受尽威胁之情形下，任何个人与其事业均无由保其安全”，共起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牺牲奋斗。

对于抗战中的民族精神的弘扬，也被很多学者论及。如叶青指出：要把中国民族从努力底命运中振拔出来，使他独立，须从民族的精神独立做起。我们应该发扬民族精神，发扬民族的创造精神，以建设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是我们底心思才力来创造适于当前历史阶段的文化，只要这样，才有民族精神独立可言。何民族，必具有这种民族精神才能建设他底民族国家。未有一个民族不发扬其民族精神而便可以建设其民族国家者。刘炳藜认为：战争大有助于民族精神之发展。一个民族衰老了，需要战争为之激动，使之奋发有为。我们如其提倡民族精神，便需要鼓励战争。我们需要民族精神之蹈厉发扬！我们欢迎战神之到临哟！还有学者指出：我们要趁着此时国家未亡的时候，应如何加强爱国心，发挥民族精神，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我们国家民族从危亡中救回来！学界通过总结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特征，也在于为民族复兴思潮服务，激发团结抗战力量。

贺麟，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对儒家文化内在特质的诠释与探索，建立起了其独特的哲学体系——新心学。《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作为较早提出重建儒家精神、复兴儒家文化者，兼采中西，跨跃古今，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陆王心学，总结、吸收了前期新儒家的主要思想并融合了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从而使“新心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独创性。

1941年8月，他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公开提出了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所谓“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指儒家思想从“传统”向“现代以及今后的发展而言”，也就是指儒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问题。他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以充实和发展儒学。他将儒学能否有“新开展的问题”归结为“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如何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呢？贺麟结合现代生活重新阐释了儒家的“三纲”、“五伦”说，提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主张。其主张实际上可称为“儒体西用”。他认为，应该从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发挥儒家思想，相应吸收西洋哲学、基督教和艺术思想之精华，以改造儒学之理学、诗教和礼教。

“五伦”观念是儒家文明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是几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因此它是儒家礼教的核心，是维系中华民族群体的纲纪所在。要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必须认真加以检讨，对这些旧的传统观念进行新的阐释，以发现其近代精神。为此，贺麟撰写了《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系统研究了儒家“五伦”观念，对其内涵作了重新阐释。他对儒家“五伦”观念所进行的肯定性解释，把握到儒家伦理的本质，尤其对等差之爱的补充及对“三纲”说及“五常德”真精神的发掘，充满了真知灼见，也体现了他对“五伦”观念的深切欣赏、善意理解和强烈同情。他进而将西方现代哲学上的新黑格尔主义与阳明心学相结合，对儒家心性之学作了新阐释，形成了“心理合一”的宇宙观，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贺麟对儒家“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和儒家心性之学的新阐释，对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推进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而且他反对唯物史观，属于典型的唯心论，对于阶级斗争指出：“历史上的斗争并不是限于阶级，我们也可说历史的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譬如即以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来说，就很难以阶级斗争四字来解释清楚。”

新心学作为新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融合中西文化思想，对于了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走向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西文化的关系也有帮助。

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世训》、《新原道》等所谓的“贞元六书”，运用西方新实在论的逻辑方法，继承、改造并发挥了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也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一座丰碑。

他运用柏拉图的“理念”和新实在论的“共相”改造旧理学，建设“新理学”。

首先，理气论的自然观。冯友兰在《新理学》和《新知言》中集中阐释了一种离现实最远、最思辨的哲学，建构了新理学体系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对理、气、道体和大全四个基本范畴的分析而展开的：理是事物所依照的本体；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条件；道体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大全是哲学所说的宇宙。理是整个新理学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理和气是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他认为是通过道体。他所谓的道体，具有三种规定性：一、道体是动的宇宙，它在逻辑上先于具体的过程，所以，“总一切的流行谓之道体”，是脱离一切具体事物的纯粹的动；二、这种运动是不可思议的动，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是气实现理以成物的过程；三、它是玄而又玄的众妙之门，不仅是联系无极和太极的中介，而且也是联系两极与事物的中介。他认为，它有几个规定性：大全即总一切的有，是真正不可思议的观念，是个神秘的绝对；它即是“哲学中所说的宇宙”。大全也称宇宙，是指总一切的有，是一种观念，并非科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但它全主宰着科学的宇宙。这四个命题总括起来，便构成了“新理学”的理气论宇宙观：它从精神性的理开始，虚构出同样是神秘的精神性的绝对的料（气），通过道体把理和气“而”（联系）起来，再用一个大全作为网子把它们都提起来。理作为共相、作为本体决定着作为殊相的事物。这是理气论的最根本观点，也是“新理学”理想人格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基础。

他的哲学的落脚点是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他提出了四种“境界”说。冯友兰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人有觉解，对于宇宙人生有自觉的了解、理解和悟解，构成人生的意义，因了解的自觉程度不同，造成人的精神境界的差异。依据人对觉解程度的深浅，人的精神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人的精神境界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由自私的“小我”向大公的“大我”自觉的过程。“大我”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主宰，“我”之主宰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人生境界的逐步提升。

冯友兰的新理学开辟了中西哲学融通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把传统儒学彻底改造成为一种完全“就理论理”的，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学，改造成为一种“最哲学的哲学”，当然这种过于抽象思辨的思想体系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质疑。

抗战时期，钱穆以《国史大纲》为代表，形成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他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基础中，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研究中国文化，并以此来复兴与发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并且在阐发这一史观的同时，对文化内涵、治史方法等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还从不同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进行解释，在当时史学界有鲜明的特色。

他的民族文化史观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精神特征，认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这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有所体现，他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认为，历史文化传统，即民族大生命之所在，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民族，文化兴衰决定了民族兴衰，曾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怕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民族所产生的。”他通过研究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并弘扬文化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进一步指出：“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钱穆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与民族责任感，突出文化民族的本位，并对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发展也有清醒认识，指出：“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的连续性，对于弘扬民族精神，肯定中国的文化价值，帮助国人熟悉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积极帮助，但其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也带有片面局限性，许多仍停留在表面，忽略了时代差异、环境等因素。

战国策派因其1940年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由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在昆明主办。1941年7月停刊以后，他们又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这个派别代表人物除了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之外，还有何永佶、郭岱西、沈从文、贺麟等人，其独特的反思文化观念形成了此派。

“战国策派”从国家主义视角批评传统文化，反对个人主义，呼吁权威主义，反对民主政治。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因此问题的中心便是战争，战争决定一切。强调：“无论由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言，或由精神情况言，今日的欧美很显然的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欧美在人类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国要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图生存，必须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将“大一统型”文化转变为活泼健全的“战国型”文化。何永佶还对当时的国际政局进行深刻的考察。他先后提出了“大政治”“外向政治”“国力政治”以及“战国外交”等命题，倡导在中国的外交中，以国家利益为上，并作为外交策略的准则。

战国策派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现实世界格局与中国处境及中国未来的文化重建等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们借用和发展了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并以它作为分析中国历史与世界格局的框架。林同济将各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大阶段。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等五个阶段，并提出了中国文化演变独具“两周”的理论，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该派还批判中国古代的官僚传统，将中国文化衰败的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他们强调必须从改造国民性着手，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尚力精神，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崭新的文化。雷海宗还对“无兵的文化”造成的民族性格弱点进行批判，提倡恢复兵的文化。他们还提倡民族文学运动，强调一个民族能否创造出一种新文学，能否对于世界增加一种新成绩，先要看这一个民族自己有没有没有民族意识。

他们还推崇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主义，认为“照叔本华的观念，宇宙间根本没有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切的一切，存在的基础，支配的力量，都由于生存意志”。因此，他们还主张建立独裁政府，前提即需要独裁人物、天才、英雄和超人。陈铨则鼓吹英雄崇拜，并发表多篇文章，指出“人类社会上无论任何方面的事业，创造领导，都只有靠少数的天才，他们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宇宙伟大的现象。”甚至认为：“假如宇宙间万事万物都靠力量来推动一切，那么英雄就是伟大力量的结晶。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从挽救民族危亡立场提出了许多发展中国文化的理论构想，并且带有反五四精神与强烈民族排他性特征，但仍未脱离儒家文化的范畴。特别是其宣扬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一定意义上也适应了国民党的统治宣传，也遭到许多文化界人士的批评。

抗战爆发后，中国经济学界也围绕战时经济问题发表诸多见解，围绕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物价问题、货币政策、外汇问题、工业化问题等展开讨论。以马寅初、陈岱孙、千家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统制经济、战时公债、货币战，促进经济由不利向有利转化等许多新思想，对抗战经济发展有一定帮助。如马寅初关于经济制度，他注重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主张采纳融合苏俄式、德国式、英美式之长而成的混合经济制度。在货币制度和政策方面，他主张货币统一，反对通货膨胀。马寅初指出战时财政筹集经费的方法有：（一）加旧税或办新税；（二）募内外债；（三）加发纸币。并且还对战时经济建议：（一）多发生产公债，少发消费公债；但欲少发消费公债，必须平衡预算。（二）欲从事经济建设，必减低一般利率，但欲减低利率，必须提高公债价格；欲提高公债价格，必须平衡预算。（三）维持法币信用，必须平衡预算。千家驹号召：我们必须切实做到了“有钱者出钱”，要有钱的人把战费负担起来，同时我们还必需统制外汇，把外汇仅用在购买军用品及必需品上，中国的战时财政才有办法，中国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

抗战后期，中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以何立国的争论，在这场理论或思想论争中形成了农业立国派、工业立国派和农工并重派三种主要思想流派。围绕着中国何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十分具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周宪文1939年在《时代精神》刊文提出了“中国不能以农立国”，重申了“要把中国从根救起来，须向工业迎头赶上去”的主张。杨开道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中国以何立国？》的专论，说：“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以农立国，将来的中国还是以农立国。”一场论战便从此开展了。除了周宪文先生发表了《再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之外，杜沧白、王亚南、朱伯康、彭立谟诸先生亦起来批评“以农立国”的见解；在另一方面，李鲁航先生也批评“中国不能以农立国”的错误。

农业立国派以杨开道、徐鼎为代表必须立足农业。杨开道除了在《时事新报》、《农业周刊》上对于所谓现代农业国家加以诠释之外，又在《新蜀报》上《再论中国以何立国》，作为答辩。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的主干自然是汉族，汉族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业民族，最优秀的农业民族”。从现实来看，“现在的中国，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变法维新，而工商业基础仍然未能完备，更谈不到以工立国，以商立国。”所以他的结论是：“所以中国经济解放，经济建设的惟一途径，是组织原始生产的农业，控制原始生产的，去和外国工商资本主义抗争，我们决不能再步外人的后尘，用外国的办法，去和资本主义的老祖师斗法的”。

工业立国派以《时代精神》为阵地，代表人物有周宪文、章乃器、谷春帆、杜沧白等，坚持战后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建设作为立国之本。周宪文认为，将来的中国，只有向工业迎头赶上去，才有立国的希望。靠农业只有殖民地的前途。……当然，中国工业化以后，不一定即会立国，但是要立国，则非工业化不可。“在以人力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则以人力为生产基础的农业自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代的国家，必以农立，毫无疑义。但是历史进步到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则以机械为生产基础的工业（机械工业）自然取得了过去农业的地位；所以在这一时代，立国以工，那也是必然的结果。”章乃器的指出：“‘以农立国’之所谓‘立’，至多只是一时站得住的意思。如果一时站得住之后不马上加紧‘以工建国’，我们不但不能永久立足于大地之上，甚至要负担不起抗战后期反攻的任务！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以工立国’。”

农工并重派则以翁文灏、刘大钧为代表，翁文灏在《中国工业化的轮廓》一文中明确为“以农立国，与以工建国同时并进，并行不悖，那便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真实方针”。不是单纯地强调农业或工业的某一方面，而是认识至二者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翁文灏认为，“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

抗战时期，中国学界在哲学、历史、传统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大量论著，也是保卫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是文化抗战的组成部分。郭沫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个月即1937年8月25日所写的《理性与兽性之战》一文中，称抗日战争是“理性与兽性之战”、“进化与退化之战”、“文化与非文化之战”，“我们不仅要争取我们民族的自由、祖国的独立”，我们还要争取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新启蒙运动则是要运用思想文化的力量，唤起全民族自我的觉醒，仍是要求政府改善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提倡新文字和大众的文化，提高国防的自然科学和战斗的社会科学。张申府还连篇累牍地撰文希望把新启蒙思潮尽快应用于抗战实践，甚至不惜将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捏合在一块，“二者可以说同是文化运动，同是要以文化方面救国家与民族的，只是新启蒙运动比较偏于思想方面，新生活运动比较偏于生活方面”。社会学者则此时期注重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研究，即使仍旧重视社会学理论的学者，亦对社会学的应用发生兴趣。

学界对中国哲学、孔子思想及礼制、读经、战时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从中寻找中国的特色，总结中国的优势，鼓励国人抗战精神，利用学术为抗战的服务。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开始即日：“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他通过对佛家思想的解读与批判，利用儒家思想论证自己的观点，得出了心外无境，境不离心独在的点。冯友兰对于民族哲学提出：但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之成为民族哲学，却又不是随便抓一个道理，而将其硬接在其民族的哲学史上，如随便摘一枝花插在花瓶上，亦不是随便抓来些哲学名词，硬套在他的哲学上，如将一套衣服套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哲学虽可与某民族的哲学史中底哲学完全不合，它所用底名词的意义，虽可与以前底人所予此名词者不尽相同，但其不合及不同之间，却须有一种自然底演变。当时读经尊孔较为活跃，郭沫若、柳亚子对读经问题讨论，陈立夫对孔学复兴阐述了思考，陈独秀：《孔子与中国》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戴季陶对于《制礼原则示要》、《中华民国礼制之基本观念》讨论了民国礼制问题。梁漱溟的《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冯友兰的《教育与政治》等文章则讨论了战时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出路。

抗战时期的历史学则确立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主旨，就是一切为国家，一切为民族。学界还围绕李自成起义失败、近代历史主流、首都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为抗战汲取经验。

1939年，以顾颉刚、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展开过一场讨论。这次讨论以顾颉刚193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为导火索，他写作此文章目的是在西北游历期间，感到民族理论的危害，指出“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他们瓜分我们土地的大欲望，造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来，我们的智识分子被他们迷蒙了心，又替他们散布这种荒谬的种子到各处去”。在讨论中，顾颉刚从历史上证明中国境内的所有种族，无论从血统上说还是从文化说，早已融合为一，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到如今，“不要再说你属那一种族，我属那一种族，你们的文化如何，我们的文化如何，我们早已成了一家人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除“中华民族”外，现实中不存在其他民族，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因此，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再次呼吁：“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顾氏的这一观点，对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批驳民族自决的分裂中国倾向有积极作用，也得到了傅斯年、张维华、白寿彝等人的支持。比如，张维华在《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中写道：自从抗战以来，敌人无日不想分化我们，在沦陷区，他一手制造了许多傀儡政府，和我们的中央政府相对抗；在我们的后方，他又利用我们种族上分歧，想策动一个一个独立的“某种某种”的国家，借以减少我们抗战的力量。“在此危急存亡之严重时期，团结内部是极端要紧的一件事。顾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蔽的一副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当该十分留意的。”翦伯赞也撰文回应，不认同其否认少数民族存在，认为顾颉刚：之所以把民族抽象为民族意识，再把民族意识抽象到最高度的单纯的顶点，为的是要去掉中国国内各民族的特征与民族间的差异，从体质到言语文化的差异，而使一切民族在这一最高度的最单纯的抽象范畴上，达到同一，从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之正确。

当然，也有学者对于顾氏的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比如，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类学者费孝通就根据自己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指出“文化、语言、体质可以是人口分类的标准，也可以是社会分化的标帜。分类标准是一个局外人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异同，把一地人口分成类型。分化标帜是局内人自觉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各自组成对立的同体。”他因此认为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顾氏提出汉、满、蒙、回、藏等“五大民族”只是“种族”而不是“民族”的观点，否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也是有违事实的，其希望中国实现团结统一，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民族的存在。

抗战时期，为了宣传抗战，提高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文艺界出现了通俗文艺创作热潮，并且在1938年至1940年引发了一场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

当时的讨论主要围绕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意义、任务，及如何利用旧形式等问题而展开，澄清了将大众化单纯理解为服务于抗战的手段和将文学与政治并列或对立的一些错误认识，但讨论还只能处于文学与群众的关系，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的层面上。如有学者指出：“我们做通俗的作品，并非丢开艺术的制作，来降格干的事情，而是文艺本身要通俗化，才有它远大的前途。通俗化，说得具体一点，即是表现作品的语言须应用大众的口语。”还有人认为：我们要使文艺能大众化，注意作品形式的大众化，同时也应该注意作品内容的大众化。作品的内容要选择大众需要知道或感到兴趣的内容，譬如大众很想知道打仗的情形，和为什么自己工作没有了，这些事情应该用很通俗的形式写出来，使大众知道他们所要知道的情形，同时使他们的头脑清楚起来，情绪提高起来。还有人指出：要使文艺大众化，我们文艺工作者应随时随地把大众放在心里，当我们在写文章时，我们不但应注意到我们所用的话和形式大众是否能明白，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写的事情，大众是否都能明白和都能感到兴趣。

1939年，关于民族形式讨论在延安开始，1940年，在国统区也展开此类讨论，《文学月报》《新华日报》还曾专门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都对民族形式中心源泉、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民族形式与民众欣赏力等问题。如关于中心源泉问题，学界提出有以民间形式的批判运用、外来世界文艺的批判移植、以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现实生活等多种不同观点。当时在论争中，向林冰在1940年写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章，就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和大众的民间文艺形式放在一个不应有的对立地位，而产生民间形式为的“中心源泉”地位，指出“民族形式的创造不能是中国文艺运动史的“外砾”的范畴，而应该以先存在的文艺形式的自己否定为地盘。而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是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葛一虹对此持不同看法，提出民间形式属旧形式，作为历史的产物，旧形式是“已濒于没落文化的垂亡时的回光返照”，是“封建残余的反映”。而五四以来新文学有“比较进步与完整的新形式”，之所以“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主要还是在于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有学者则提出：我们应该在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中，对旧形式加以批判，加以改造，同时把欧化的手法慢慢加进去，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使他能够接受新文艺。郭沫若则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则是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并称“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所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今天的民族现实的反映，便自然成为今天的民族文艺的形式。它并不是民间形式的延长，也并不是士大夫形式的转变，从这两种的遗产中它是尽可以摄取些营养的。而且这场争论持续数年，讨论比较活跃，在国统区的文化圈产生了较大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学界还就中西文化优劣进行了比较，并总结中国文化的特点，对三民主义文化及抗战的文化进行了分析。如梁漱溟等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特殊性，并比较中西文化差异，对所谓的西化思潮进行批判，还有学者以推动孔学复兴来做为振兴中华文化的努力。

学者在于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及特征进行了宗教，并关注中西文化之差异，则是为了首先发现中西文化之差异，进而解决中西文化之融合、调和、沟通的问题，即“异中求同”，发现中西文化可以接轨之点，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他们对中西文化作了进一步思考和比较，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认识有了飞跃，既看到了中西文化时代性差异（“古今之异”），又看到了东西文明的民族性差异（“中外之别”），并以此种认识来立论，进行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着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合，逐渐形成了通过沟通中西文化以建构中国新文化的思路。如有学者指出：“是应该以求能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为最高原则，用现代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力，斟酌各种环境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在这创造的过程中间，对于可以保存的过去文化当然是要保存，但不盲目地复古；对于应该吸收的欧美文化当然也要吸收，但不盲目地抄袭。因此，将来中国的民族文化，既不是过去“道学先生”式的文化，又不是欧美“文明土匪”式的文化，而且兼有两者之长且无两者之短的一种创造的综合的新文化。”

此时期还兴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主要是学者强调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情况，形成具有独特民族性及先进性的中国学术，为抗战建国服务。“学术中国化”之正确的了解是将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

“学术中国化”问题缘起于1939年4月的重庆《读书月报》开辟了“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及《谈“中国化”》笔谈，发表了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的《论中国化》等文章。同月，在重庆的新创刊的《理论与现实》杂志则发起组织了“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并陆续刊登了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及嵇文甫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等文章。1939年8月，国民文化部门借助重庆《时代精神》月刊开辟了“中国学术与学术中国化”号栏，集中发表了叶青的《论学术中国化》、胡秋原的《所谓学术中国化》、周宪文的《由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讲到学术中国化问题》、何炳松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则对学术中国化主张进行攻击，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次讨论在1940—1941年还在延安、重庆、上海等地继续进行，并不断扩大讨论区域，直到1942年上半年才结束。

潘梓年、黄特等进步文化人士还分别在重庆和上海组织了“学术中国化”的专题讨论会，对于学术中国化的定义、意义和任务、如何推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具体任务，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则是要把中国化“贯通全学术领域”，建设中国化的学术。具体来说就是“把目前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使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切问题。”并且，他们强调学术中国化：“决不与今日复古的倾向有丝毫的姻缘”；决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决不是“中国本位”论的再版但《时代精神》则刊文指出：“我们认为学术中国化运动是中国学术界进步的表示，是中国前途愈趋光明的象征，不过他的出发点，还是根本否认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他的归宿点，则复否认了学术的独立性与一贯性。”

政协五项决议是在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三十八人，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经过多次讨论，政协最后通过的五项决议是：（1）关于政府组织问题；（2）和平建国纲领；（3）关于国民大会问题；（4）关于宪法草案问题；（5）关于军事问题。

政协会议前，民盟提出：会议必定要真能面对事实解决问题。议决的事项，必须迅速而有效的见诸事实。同时，会议中解决一切问题，尤应以国家的福利，人民的福利做目标，不应以党派的利害做目标，这样才能从党派的团结，做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政协会议期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筹委会等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向政协会议提出他们的希望和建议，呼吁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宪政与民主政治。如1946年1月18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发表意见，强调开放政权，建立民主政治，切实执行停战令，废除保甲制度和释放政治犯等。1月2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各团体联名致电政协会议，提出4项建议：（1）国共军队应立即停止冲突；（2）要求政府立即实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3）国大代表必须重选；（4）最高权力机关产生以前，政治协商会议应成为经常化之机构。张澜则在政协会议上对于商谈方案建议，第一，不能违反人民普遍的愿望，第二，不可辜负盟友协助的好意，第三，方案实行的时候，必出之以至诚，守之以自信。张东荪则对军队国家化指出：（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人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民主建国会提出要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政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

在政协会议讨论期间，民主党派还与中共一起，推动了政协决议的通过。如关于共同施政纲领问题。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国民党代表无理地拒绝这一体现人民政治要求的共同纲领，民盟代表主张制定纲领应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约法》为依据，同时参考中共及其他政党的纲领及各地各界人士的意见。最后，政协会议基本上依据中共起草的方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应以《五五宪草》作为制宪的基础，坚持总统独裁制，遭到中共和民盟代表一致反对。沈钧儒还提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问题”，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共“抗日的历史性”和“中共设施与政治的进步性”，要求从“法律上承认它”，并应“加以鼓励、保存和发展”。政协宪草小组经过讨论，规定了制宪原则，确定了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

政协会议是一次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在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政协决议基本上反映了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第三种势力的政治要求。政协五项决议的通过，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和独裁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通过和谈协商的方式，探讨宪法草案、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与召集国民大会等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方案，但可惜随后被国民政府所推翻，并未真正实行。

在全国党派要求下，国民政府决定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也引起了各党派的讨论。在国民大会召开时，因政府提交的宪法草案有违政协决议，罗隆基指出：宪法的基础是守法的精神，政协决议是一种契约，今以破坏旧契约的方式来产生新契约，则新契约的效力失却保障。所以目前的国大，即使产生了新的宪法，却为新宪政增加了新障碍，将招致护宪与再制宪之争。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缺席下于南京召开，并于12月25日通过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除前言外共14章，由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宪法之施行及修改等组成，共一百七十五条，对于国体、政体、人民权利、总统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部宪法是政协会议上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实质是与《五五宪草》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因而在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宪法虽规定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和罢免，但却取消了《五五宪草》中关于“总统对国民大会负其责任”的规定，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院分掌国家这五种权，但总统对它们却有着极大的牵制。陶希圣指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央分权，地方均权。中央分权制度，有三个基点：总统与立法院的选举之不同源。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立法院由人民直接选举。行政院与立法院互为制衡，而总统为其枢纽；监察院与司法院之优越地位。《中华民国宪法》虽然违背了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确立的中央政体不是责任内阁制，而是“英美混合制”或“修正的总统制”。而且在宪法中，总统权力有所减小，虽有高级官吏的提名权，但上述提名须分别经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总统虽有“核可权”，但行政院并不对他负责，而是对立法院负责。

中共、民盟等党派则对国民大会及宪法表达了不满，认为国民大会的召开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根据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依据政协共同协商的宪草制定宪法，而这部宪法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非政协宪草，许多重要条文既为政协争议未决之问题。梁漱溟指出：“我们本来希望宪法能够发生作用，能够实行，但我们从事实上推想，它怕是很有问题而难于实行的。因为它里面有好些地方，譬如开头的几条，尊重人民自由，保障人民权利等，就大有问题。假使国内没有内战，没有党争，那还容易解决，但今天的内战正在进行，党争没有停止，国民党对他的敌对方面，便要严加防制，以及另外与他不同的党派，他也得加以防制。这样他便不能取消特务，这样他便会妨害人民自由。”

抗战胜利后，以国共以外第三大党自居的中国民主同盟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怎样制定宪法，政府应有哪些职责和权限，如何实行政党政治等问题，系统阐述了“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思想，提出了民主建国的基本纲领和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迅速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民盟阐述的战后民主建国思想，基本上被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协议所接受。

中国民主同盟在战后投入到追求和平建国的斗争中。1945年9月，张澜提出了民盟的战后主张：第一、即行容许人民享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职业、居住、迁徒、通讯、教育、讲学等项自由权利，废除一切现行妨碍人民此等自由权利的法令与设施。第二、即行容许各抗战的政治党派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第三、召集包括各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有力人士的政治会议，协商国家大计，订定临时施政纲领。第四、改组政府为举国一致的临时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执行由政治会议拟定的施政纲领，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的召集。第五、加速集结全国力量，配合盟邦军队，积极对敌反攻，非至收复一切国土，迫敌人无条件投降，抗战军事决不停止。1945年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是检讨过去，策划将来，使中国真能从和平、团结、统一的途径走上民主的正轨，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三个文件，系统阐述了“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思想。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妇女等方面，其中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规定为重点。民盟主张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经济民主即社会主义原则，维护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主张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同时还应是一个有效的负责任的国家机构，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等。

1946年初，民盟参加政协会议，积极进行民主政治的努力，并与中共抵制了1946年底的伪国大。民盟中央于1947年1月6日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案》等文件，针对国内政治形势提出解决国是的四项建议：努力促成国共和谈；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被迫解散。后在1948年1月香港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成立民盟，并确定了联共反蒋，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路线。全会明确指出：“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应积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公开提出其奋斗目标，“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主张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同民党反动集团；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人身之完全自由；彻底消除封建残余的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等主张。同时，民盟赞成土地改革与没收官僚资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并批判了中间路线。之后民盟积极参与到反蒋活动中，成为中共的坚强盟友。1948年，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发出后，民盟积极响应，吁请各民主党派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同时，对建立新中国提出四点基本认识：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只有通过新政协成立民主政权、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才能完全实现和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根源、扫除和平障碍不可；第三，独立的新中国必须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第四，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统一障碍的独裁集团，通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随后在1948年6月民盟通过的现阶段工作纲领中，还提出了加强团结中间层，特别是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等，从事政治及思想方面的斗争，并发展农民抗征运动，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以促速蒋政权的瓦解与崩溃。

民盟提出的民主建国纲领，显然是效仿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而提出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型民主”制度架构。这些主张反映了战后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统一的迫切愿望，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度的根本否定。同时，其关于经济、军事、外交、内政、教育、社会、妇女等方面的主张也有不少新的进步因素。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成立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等文件，具体地提出了建国的理想和对时局的意见。《政纲》指出：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人民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的自由，应予以切实保障。在人民未得到充分民主权利以前，绝对不应提高政府的权力。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为了实现和平，必须大量裁减常备兵，并使全国武力属于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

1945年底，马叙伦等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1946年初，该会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集中力量实现民主。该会提出：我们自主自动的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予民，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重新制定宪法草案，变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1946年4月，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随后该会还提出了提出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主张。如该会主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学术、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之基本自由；凡妨害此项基本自由之一切法令，制度，机构等应立即废止之；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联合组成，发布了《告本党同志书》《成立宣言》《行动纲领》。民革在《行动纲领》中宣布，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和行动纲领。提出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大会通过的《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团结一致，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造成强大之革命洪流，冲涤一切封建反动之遗毒，并要求蒋氏控制下之国民党内的进步同志，早日脱离蒋氏，率先起义参加民革的革命工作。民革在1948年11月告国民党将士书中，还称：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国民党的生存，甚至为了自己的出路，我黄埔同学及其它属于国民党的军人，都应该毫无犹豫的脱离蒋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1949年1月，该会还反对时局声明称：揭发美帝国主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与国际干涉阴谋，号召全国工、农、兵、商、学各界，号召党内爱国民主分子，一致拥护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对于时局之主张及八项和平条件。

抗战胜利后，九三学社、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也纷纷加入到分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的行列中，还提出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反蒋民主主张，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加入到中共组织的革命统一战线中。

对于战后国内政治走向，各党派还纷纷建言。如1945年11月，第三党提出：在原则上，绝对遵守政治解决方式，要求国共两党，履行民主和平的诺言，立即停止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不进兵、不进攻、不增兵。1945年12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曾提出在政治上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妨碍基本自由的一切法令、制度、机构，使国内所有的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地位；经济上：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军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拥有军队。中国青年党在1945年12月第十次党代会上则提出四点希望：其一在各方一致放弃武力万能的迷信，而以军权属之国家，其二在从速树立一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系，而使全国人民可以振奋兴起，其三若干社会领导人士，尤宜共体时间，相忍为国，毋徒取快一时，而以国家为孤注一掷，其四必使现代政党与现代政治家有在中国生存与发展其能力的可能。

1946年5月，九三学社成立，提出国是八项主张，如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反对属于党派或私人的武力，根绝内战；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该党对时局的三点意见是：要求国、共两党军队，立即在东北、中原及中国任何一隅无条件停止内战。无条件实行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整军方案。要求马歇尔彻底实行调解人的责任，对两党争执予以仲裁，立即实行全面停战。在中国政府未改组前，美国政府勿予中国任何一党派以任何援助。

1947年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发布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时局口号》，集中反映了台盟的国是主张。如政治上，要求“打倒独裁专制，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经济上，“打倒官僚资本，没收贪污财产”，“保护工商业，撤废一切经济统制，“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恢复生产，救济失业者及贫民。外交政策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反对美军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日人退出台湾去。”等。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明确规定农工党代表农工平民利益，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并且呼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保障人权与国权，废除经济统治政策。中国致公党在战后重建，在1947年5月的致公党三大上，通过了政纲，并决议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为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并在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四方面提出了主张，如提出：本党一向反对个人独裁一党专政，而主张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为沪除贪污腐败之主要手段，亦为使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之前提工作。此外，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党派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国是主张。

抗战胜利之后，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各党派、政团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也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提出了构想，代表了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长期思考和精心选择，形成了所谓的中间路线，并且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开展。

1946年政协会议之后，中间势力公开阐述了“中间路线”的主张。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将中间路线的主张作了集中表述：“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随后，施复亮在《时与文》上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等文章，将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发展成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其基本主张就是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调和国共，兼亲苏美”，在思想上主张自由主义，反对一党独裁与思想统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不赞成在条件未成熟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也反对暴力革命，提出“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实质是要说明，中国既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走中间的、和平的、改良道路。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东荪、施复亮、傅雷等人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有积极的意义，也是—套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化解国共冲突和美苏冲突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它的真正目的，是在调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中，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建立—个既区别于英美、又不同于苏联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英美式的民主主义道路，也不具备立即踏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条件，只能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发展经济。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张东荪等提出“中间路线”主张，正是看到了这种国情，正是对中国出路问题的一种探索，应该说在思路上与中共并无二致。然而，中间路线始终坚持调和折中态度、社会改良立场，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利用调和国内和国际两大政治势力的冲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显然是一种幻想。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根本否定了国民党统治的合理陛，国民党政权的独占性固然决定了它会拼死阻挠建立联合政府，分化、破坏甚至镇压中间势九决不允许出现这样—股力量存在，更不允许走这条中间路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加强独裁，国民大会1946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的重要职权：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依法行使缔结条约、宣战、媾和权；依法宣布戒严；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依法任免文武官员；依法授予荣典；特别是宪法第四十条赋予总统依法发布紧急命令权，使总统凌驾于国家之上。国民政府为镇压民主运动，除了利用特务组织抓捕爱国人士，镇压学生运动外，国民党政府还相继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剥夺了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

1947年5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颁布，规定：凡人民团体或学生应先呈请当地主管机关批准，才能向政府提要求；组织请愿活动时，亦应派代表至主管机关陈述意见，代表不得超过10人；各行政机关有权管制各地罢工及其它“扰乱公安”事情等，以此来组织民主爱国运动。1947年12月25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施行的当天，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例”的施行区域，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或“绥靖区”，1948年11月4日，由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

1947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等文件，并提出从《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到召集国民大会之日为止，为行宪的过渡期。后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等行政法规，宣布进行政府改组，要容纳“民主党派”。在同年7月7日，蒋介石在抗战十周年讲话中还提出：完成宪政准备，实行民生主义，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随后蒋介石还在8月15日《告党团同志书》中提出：“我们今日坚定的信条，是戡乱第一，统一为先，而我们今日革命工作的方向，是民主第一，民生为首。”但这些承诺，都成了空话而未执行。1948年，国民党又召开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了蒋介石为第一任总统，并且拥有绝对的独裁权。

1948年4月，国民政府还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规定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重要城市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受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所规定之案件，以便利处理应对中共地下活动及民主运动，为戡乱建国服务。1948年5月，国民党又修正公布了《戒严法》，规定：“战争或叛乱发生对于全国或某一地域应施行戒严时，总统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立法院之通过，依本法宣告戒严或使宣告之。”“总统于情势紧急时，得经行政院之签请，依本法宣告戒严或使宣告之，得应予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在立法院休会期间，应于复会时即提交追认。”之后，国民党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限制人民自由及镇压爱国运动。

在194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告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要同中国共产党“决战到底”。当人民解放军曲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败局，进行了所谓的“戡乱总动员”。（1）颁发“戡乱总动员令”：为挽救危机，强化内战方针，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完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颁布了，“总动员令”。7日，蒋介石发表“戡乱建国”演说，称：“在华中华南各大都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或侥幸姑息，或苟且偷安”，无形中成为共产党“精神上的俘虏”，此情“如古语所说，燕雀巢于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实际上覆巢之下决无完卵”。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等，加紧了对其统治区内人民的经济搜刮与政治镇压。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陆续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强令各省市参议会召开“戡乱建国动员大会”，并通电以示拥护。

1947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强调“使用一切力量，支持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大力组训民众，协助征兵征粮，确立国民党对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的领导地位，发起“戡乱建国”总动员运动。在“总动员”中，蒋介石一面要他的部属提高“自强自立与独立自主的信心”，警惕“覆巢”的危险，一面妄图“改革党务”，给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打一针强心剂。为实行“戡乱总动员”，阁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总体战”计划，在强化正规军的同时，成立所谓“民众自卫队”，加紧“编组保甲，组训民众”，大力扩充武装力量；在军事指挥体制上，将原来的“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长官部”改为“剿匪总司令部”，以集中作战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将三青团与国民党实行组织合并，藉以加强国民党的力量。9月9日至13日，召开了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国民党、三青团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统一中央党部团部决议案》和会议宣言。这种党团合并的办法未能给国民党带来生机。

“戡乱动员令”发布前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严厉镇压中共尤其是中共在国统区地下活动的通令，其中以1947年9月5日行政院公布的《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代表。该法下令后方中共党员应限期申请登记，脱离党籍，并得施以感训或劳役；不登记者一律予以逮捕，移送有关机关审判惩处；中共在各地组设之机关团体一律予以封闭，其房屋及一切财物，除属于他人所有经查明得发还外，悉交当地政府依法处理。该法颁布后，国民政府在后方各地加强了对中共地下活动的镇压。随着“戡乱总动员”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区内大肆征粮、派款、抓丁，解散民主党派，镇压工人、学生的革命运动，促使了统治危机的全面深化。

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迅速膨胀壮大的官僚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将国家企业成为少数私人的家族资产，也遭到了国内舆论的批判。马寅初、傅斯年等也刊文对国民党官僚资本进行了强烈批评，并且对于经济发展、外汇黄金政策等提出了建议。他们主张废除官僚资本，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积累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异化为“豪门经济”的实质。还有学者抨击国民党特权阶级垄断经济利益，指出：打破既得利益阶级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控制，没收贪官污吏的财产，并重征富裕阶级的租税，便可以停止通货膨胀，挽救财政，平稳物价，并转变人心。这样可使救灾与实现国内和平较为容易。

国民政府1945年11月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其职责涉及全国资源之充分有效利用事项；主要经济政策之决定事项主要经济计划及方案之制定事项；经济各部门工作联系事项；经济工作进度之考核事项等。但是国民政府经济形势却十分糟糕，1947年陈立夫还曾反思称：“今天我们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赚钱的，不是养民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舍弃不要了的，而我们拾了起来。我们必须要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政策，才能建立起一个正确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健全了，财政才有办法，收支才会平衡，通货才会紧缩，一切国家建设才有希望。”国民政府还加强了经济统制。《经济紧急措施方案》1947年2月17日由国民政府颁布，共5项。其内容为：一、关于平衡预算事项。二、关于取缔投机买卖，安定金融市场事项；三、关于发展贸易事项；四、关于管制物价工资事项；五、关于筹划日用必需品供应事项。此方案公布后，也引起了知识界及民众的反对，实际此种统制导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化。3月2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改革方案》，以“如何使农业国工业化”为主要课题，中心原则是财政政策配合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以增进生产为宗旨，并且随后进一步提出：严惩以政治力量便利私人企业、官商不分、假公济私行为；建立有系统之金融网，使游资不集中于沿海少数都市；改革金融制度，使银行走向专业化道路；展开社会广大之经济建设运动，以提高人民对经济建设之了解。

在国统区经济崩溃，货币贬值，物价膨胀形势下，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实行限价政策，但毫无成效，同样成为废纸。同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包括四个办法：（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财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949年2月，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又决定用银圆券代替金圆券，但同样失败告终。

内战时期对于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等问题多有讨论。如关于民主与统一的先后问题，在朝派都主张先统一而后民主，在野派多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换句话说：这“民主与统一”便是“政治民主化”与“军事国家化”。民主与教育的因果问题，《大公报》讨论较多。《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强调“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实际上是把政治自由（民主）与经济自由（社会主义）分开来看，认为英美等国有前者而无后者，苏联则是有后者而无前者，从而主张中国应采两者之长，兼容并收。这种观点，是反对《大公报》主张的左翼人士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撇开经济问题来谈政治民主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受了英美“伪装自由主义者”的流毒，是需要加以纠正的。《新文化》半月刊刊发“与大公报论民主和教育的因果”一文，最后加以比较道：“我们和大公报派的异点是：大公报派主张教育如不先普及，民主便无法开始，而我们却是反而主张：民主如不先实行，文化便无法提高。大公报派是认文化教育决定政治经济的，认政治经济是建筑于文化教育上面的，而我们却反而认政治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的，认文化教育是筑于政治经济上面的。千家驹则认为：我们今天要求政治的民主，同时也要求经济的民主。政治民主是经济民主的前提，而经济民主又是政治民主的保证。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优劣问题也被讨论，如“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也就是“一碗饭的民主”与“一张票的民主”，在大公报的“现代思潮”周刊上，先有伍启元的《一张票与一碗饭》一文，分析保守、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派的不同看法，而未加及论断；不少学人，不主张二者应该立即同时并重，便主张“投票的自由”重于“吃饭的平等”。而蔡尚思却在同刊发表“吃饭投票两种民主比较”一文，就人数的多少，时代的新旧，步骤的先后，需后的缓急，阶级的存废，基础的有无，效力的大小等方面来作比较，而认与其有“投票的自由，”而没有“吃饭的平等；”不如有“吃饭的平筹”，而没有“投票的自由。”到了“全民经济”实现之时，才是“全民政治”实现之日。还有学者提出，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然后可进一步追求一本书的民主。

对于民主的形式，吴世昌发表《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一文，称中国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体说来，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则多希望苏联式的民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界线，也许应该说，偏于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进者希望苏联式的民主，但如果说，青年或前进者只要丰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参政，则二者恐皆不肯承认。足见不论青年或中年，前进或保守，都有他们的理想。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任务中则称：理想的民主制度应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提出：“我们民主社会党的立场，承认苏联的经济民主，计划经济的实行，穷人生活的提高，是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的。”“英美的政治民主，我们觉得不够，而希望能兼而走上经济民主。”1948年，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主张“新型的民主”，基本思想是将文化思想上的自由、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观察》杂志在1947—1948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1947年，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便在《观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引发了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后他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并批评了中共。

《观察》《正论》《时与文》等刊登许多自由主义的文章。当时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进行回应，指出：杨先生所谓自由主义始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是事实，但谓二者无法妥协则似乎未免言之过早。虽然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须要对立，但须要在二者共同的“敌人”封建社会摧毁或却步以后，这种对立始有可能。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参加论战，指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朱光潜则在《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指出，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份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份子的精神是背离的。

当时《大公报》也引发了自由主义讨论。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刊出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的社评。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出自曾留学英国的萧乾之手，颇受拉斯基的费边主义影响。该文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19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爱用的代名词。”《大公报》这篇社评刊出后，也得到了积极回应，随后该报还发表萧乾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当时有学人指出：“由于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殊际遇，他们一方面并不耻于自承为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却又以自由主义为未足，一定要在口头上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或把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附会为社会主义。乃至于企图调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认杜威与马克思初无二致。”

1948年10月，杨人楩又发表了《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对各方对自由主义批判进行了回应，并对自由主义立场进行了解释称：从理论与事实的检讨，我们认定中国有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存在，在今后的进步过程中，他们仍然是一个必要起作用的势力。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从1948年初开始发起，到1948年秋随着国内战局的明朗化而逐渐消寂。这场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国共两党决战之时的矛盾心态。

内战时期，学界仍就中西文化展开讨论，并比较了各自特征与优劣。如梁漱溟：《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提出中国文化三大特征，一、广土众民为一大特征，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为一偌大特征——如苏联亦广土众民，然其同化融合，在过去似不逮我；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为一大特征。冯契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汇合》则提出：摧毁而又继承中国的传统，否定而又接受西洋的潮流，二者相互为用，新文化工作者就能替革命与人民服务。而在这服务的过程中，新文化也就会得到飞速的发展，最后，崭新的中国文化必会建立起来。这新文化，是中西文化的汇合，可是有了质的提高。胡适则提出：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既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绝，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之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拒绝某种文化，问题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牵涉到宗教。熊十力则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的方面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以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此时期学人对于中西文化，他们强调时代性差异，并用以论证中国文明必须吸收采纳西方近世文明，使中国纳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这在近代中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因为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学界还围绕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陶行知提出领导需要再教育，“第一部，跟老百姓学习；第二部，教老百姓进步；第三部，引导老百姓共同创造。也只有肯跟老百姓学习的人，才能做老百姓的真正领导者。”吴世昌则对教育政策的错误指出：“五四以后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并无大误，而抗战以后竭力提倡技术科目，抑止文法科目的大学教育和留学政策，实在严重错误。凡是诋毁战前教育的，不是认识不清，便是别有作用，或二者兼而有之。”蔡尚思于1947年1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一篇《全民教育与全民经济——兼评胡适晏阳初诸先生的教育思想》，蔡氏认为要以经济解决教育，不能以教育解决经济，和以教育解决教育。在一切私有社会里，所谓“资格”实是资产的等格，所谓“天才”实是“人财的假名”。定要等到阶级消灭、经济平等的社会出现，人人都可以自由求学，然后有无资产与大小天才才有真正的标准。末认：“要由全民经济到达全民教育，而不是由全民教育到达全民经济。因为经济是基础，教育是上层。要使教育相对的普及和提高，就必需采取社会政策，要使教育绝对的普及和提高，就必需采取社会主义。”1947年9月初，胡适发表谈话：他与蒋主席、张院长谈及希望能定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主张把留学费用移来充实国内大学，在前五年由政府指定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央五个国立大学作到第一等地位。到第二个五年再培植五个。这个学术计划提出后，也在知识份子中产生了广泛讨论。

此外，学界还对中西哲学问题、知识份子的使命等进行讨论。如张东荪对于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雷海宗则比较了中古哲学与今日意识的问题。对于知识份子的使命，张东荪则提出：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份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份子自己是否了解其本身的使命，倘使知识份子真能了解其本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内战时期，也是社会学中国化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社会学者们力图用西方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社会学理论去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孙本文、潘光旦、费孝通等很多社会学家等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

潘光旦的社会学研究带有中国化的倾向，一贯主张去蔽与汇通，核心概念乃是“位育”，他的的一切研究，从个人、家庭、家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次，都由这一概念来统率。他在为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写的长序——《派与汇》中有明确的阐述，位育表现在知识的总结上就是汇通性、综合性。指出：“我们不容易把现有的社会理想，像社会思想一般，分成若干界限分明的派别，但每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有踱出而成为社会理想的企求，当其踱出的时候，便是这些对峙而冲突的概念取得用武之地的机会了。因此，同一思想的学派，当其引申为理想时，势必进一步以致进若干步地分化成若干支流。”研究分派本身不足为太大的缺陷，而在于各派以偏概全，以各自的门户为社会学知识之全部。

费孝通作为社会学开拓者，指出：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他的《乡土中国》为其代表作，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他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识以及中国知识份子的前途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1948年费孝通发表的论文《论绅士》《论师儒》主要是讨论传统绅士与官僚、皇权的关系，也就是士大夫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基层行政的僵化》是从政治的角度里去认清我们乡土社会的结构的企图。《论“知识阶级”》则是分析绅士依靠对于规范知识的掌握来获得支配社会其他阶层的威权，将自然知和技术知识留给那些“百工”，以此来维持劳心者与劳力者在社会地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建构了基于文化自觉思想的社会学方法论，破解中西文化冲突之争，深入农村，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申引起四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来：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乡土重建》中他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化症结，从土地文化透视传统的中国文化，分析基层制度与小农经济弊端，认为乡土重建十分紧迫，指出：我企图从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去指出各种文化要素怎样配合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一种想去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企图，这企图并不带着要保守它的意思。相反的，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须根据的知识，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

此外，孙本文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其在此时期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当代中国社会学》、《近代社会学发展史》等著作，并有一系列介绍中国社会学的文章发表，介绍回顾社会学的发展情况及当前流派观点，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提高。还有学者对社会学思想的系统进行了概括总结，指出四点：第一、所谓社会与个人者均非宇宙中固有单位，皆是一个观念，社会亦是一个观念。第二、自我观念不能从本身上发生，必在另一个个体互相对照之下发生。第三、个人之自我观念是从社会自我观念中脱化而出，个人为社会之产物，并不存在于社会之先，更非构成社会之基本单位。第四、宇宙中之事物，其与人类之关系在事物之意义，不在事物之本身。

内战时期，学界还围绕老子、孔子、庄子及墨子等思想，展开了热烈讨论。如关于老子的革命反动问题，欧伯作《老子的哲学及其社会思想》，他在篇末还说老孔思想相反，老子是反封建贵族的，孔子完全站在当时封建贵族的观点上。李季后在该杂志第二期作了一篇《行不得也哥哥》，批评欧伯的孔老见解，他认为老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孔子是自由地主阶级的代表。欧伯也在同期写了“回头是岸”去答复他。蔡尚思也起来参加论争，发表“评李季吕振羽的老庄看法”一文，在证明老庄反对封建思想，不是领主阶级。除认老子一书出于战国一点异于欧伯，而近于李季外，其余和欧伯有些相近，和李季几尽相反。李季后在该杂志第四期写了“答蔡尚思评我的老子看法”，力图反攻。而蔡尚思“再评李季的老庄封建说——中国虚无主义史略”，发表于同期；嵇文甫也于同期发表旧作“道家与小农”一文。这次的论争，是欧伯、蔡尚思、嵇文甫三人同认老庄主张原始社会，反对封建社会，李季独认者庄主张封建社会。其中以李季与蔡尚思两人论争最烈。大体来说，是释古派与释古派之争，而不是释古派与各旧派之争。

关于孔子的问题，蔡尚思在《民主》周刊发表《孔学总批判》一文，陈述新旧各派的对孔学巧妙见解，证明其为代表领主阶级，主张封建社会，不适于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出版，共分十章：一、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二、孔墨的批判，三、儒家八派的批判，四、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五、庄子的批判，六、荀子的批判，七、名辩思潮的批判，八、前期法家的批判，九、韩非子的批判，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在当时引起了高度关注。他在此书中认孔子代表人民利益，同情人民解放，但遭到除了蔡尚思等人的反驳。蔡尚思在《传统思想的真面目——儒家学说的大缺点和坏影响》一文指出：代表传统思想的儒家，在时代中，是限于封建社会的；在封建社会中，是限于男性的；在男性中，是限于地主富人、官僚政客、独夫民贼的。不但为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时代全体人类所反对，而且连有阶级的封建时代的全体女性也要反对它。

此外，对于墨子的研究，刘文典则指出：墨子学说的中坚是“兼爱”，其学说的精义乃在“尚同”，“尚同”也就是他的思想的出发点，盖墨子以为天下之所以乱，就是因为国人的意见不一致，意见众多，而互不相让，争战即随之而起。熊十力还继续接受其提出的新唯识论，指出《新论》根本精神，在由思辨，趣入体认。亦云证量，或证会。即从智入，而极于仁守。仁即本体。佛老于虚寂显体，《新论》则于虚寂，而有生生不息之健处，认识体。

从1947年下半年起，国统区政界、思想界一部分知识份子，以《观察》等杂志为主要阵地，围绕着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个中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的时局发展，文化政治等问题，结合国际国内局势及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1947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认为国民党进行的宪政选举是一场灾难，欧美“政党分立的选举竞争之一套”不合中国国情，中国不能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因而亦就不必勉强去走。“其结果，当然只是既成势力底那些新旧恶势力之一度取得民选美名，更加他们一层合法保障而已”。只有“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张东荪后在《观察》《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提出了与梁漱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

随后，北大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对梁、张的观点作了批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经过这些年的失败之后，我们似乎应该有一个彻底的觉悟，即除了有计划的集体劳动外，民主政治在中国无论由任何哲学家来领导，都好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永远是站不住的。后樊弘发表《两条路》指出：中国的工业建设有两条路：一条是以全体劳动者——精神的和肉体的——的觉醒为基础的工业建设。一条是以少数的官吏或资本家的觉醒为基础的工业建设。在这两种工业建设的途径之中，我们必须加以选择，看哪一个更有效率。而他在《只有两条路！》则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动的路，二是革命的路，而没有中间派提倡的第三条路。他在《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最后答复梁漱溟先生和张东荪先生的指教》强调：我觉着任何有益于大众的物质幸福的政治主张，其所以不能实行，多半不是由于这种理想缺乏哲学的根据，而是由于他与特权阶级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违背。张东荪则在《敬答樊弘先生》、《再答樊弘先生》中指出：我以为中国终须向着工业化而走，否则无以提高一班人民生活水平。问题不在要不要工业化，而在如何使其实现。“中国今天走以前英美资本主义的老路是困难万状的，但我却以为即使采用集体劳动的制度而须再向工业化推进。”中国应效法学习东欧的在政治上多党并存，经济上容纳混合方式，土地实行合理再分配，实行学术自由。

内战时期围绕中国历史问题展开多次讨论。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的论争，发生于《文汇报》的《中国农村周刊》，由孟宪章在该刊第六期发表一篇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字，认不合理的土地关系，主因在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金向明不以为然，在该刊第九期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论点，并配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停滞性，孟氏因又在同期发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几个观点》一文来答复他。还有学者提出：封建社会里的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结合，是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封建前史的奴隶社会，缺乏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及氏族社会的聚族而居的残留，与初期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纽带的里，以及异族之侵入与地理环境的影响，都加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的作用。最后孟氏在该刊第十六期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补充了对中国社会停滞原因的说明，这场论争才告一段落。此外，当时还出现了古史辨派与机械论派的问题，李季、刘平围绕《古史辨的解毒剂》这一长文进行了多篇论战。

学界还对中国历史看法产生争论，但是王芸生作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篇长文，先后发表于重庆、天津、上海各地的大公报，提出：在皇权与儒术结合之下的中国政治，二千多年的历史，很少清明过。且在正统与道统交叉控制之下的文化与思想，也甚狭隘萎缩得可怜。我们应该进步向前。而不可迷恋复古，而皇权专制的作风尤其应该肃清……中国历史上打天下，夺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后罗正维便作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进行回应，指出：现在人们论断事实，每每不按时间的环境。只拿现代最进化的眼光，归咎古代未进化的历史。古代固有不好的地方，但不能拿现代比拟，这个前提既错，结论自然也不正确，王先生这篇大文，正是犯了这个选辑的规律。蔡尚思、刘士笃等也撰文回应，反驳王的观点，批评其将中国历史比之于“几千年旧垃圾桶”。

英雄与时势一个问题的论争，是在《文汇报》“史地周刊”上发生的。该刊第八期发表了孙建的《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一文，说：“推动历史的是群众。”立人后作了“英雄与时势”一文，认为“群众亦不过是扮演历史的角色，完全为……时势所造”。“时势对于英雄所起的是正作用，而英雄所带给时势的是反作用”。蔡尚思则表示同意的是：时势是正作用，英雄是反作用，而同是人，就力量说，英雄又没有群众来得大。还有人撰文指出：以少数的英雄人物便能造出一个时势来，这种事事翻过中外古今的历史找不到的。他们必须凭藉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而要凭少数人只手空拳打天下，简直是神话。